這月兩去杭州。二十五日在文瀾書院辦浙商拜師禮，三十日則到湖上籌備傳統詩歌節。

      杭州常辦詩歌節，但都是現代詩，傳統詩詞方面倒還沒嘗試過，所以我召集師友來玩玩。如好玩，以後再擴大辦理。

      看來還不錯！座談頗有內涵，詩會敲詩鐘、聯句、吟詠，亦多佳構。詩酒相發，更是淋漓酣暢，倒了幾個，還有徐晉如這樣吐血的。總之，盡興而後已。

       期間狀況，將來會由復性書院出專輯報導，故於此不遑細表。我抽空寫了一篇雜稿，另附於此，以示詩酒笑傲，不廢論學云。

《文化人類學筆記》序

龔鵬程

文化人類學乃人類學之一分支，而人類學又是什麼的分支呢？

不知道！理論上，人類學其大無外，是研究整個人類的學問。可是此一学術體系，其實是建立在  人種学或民族学上的（所以至今也還有不少人堅持人类学即是民族学或人種學）。而對這些人種及民族的研究，當年又是随着西方殖民運動而生出。

是因西方人殖民了亞非各地，故學者隨著商人探險家深入榛莽，進到那些西方人视为原始蠻荒的地區去，研究活在那兒的種族。民族学、人類學、人種學這些稱呼，指的遂不是所有的人類，而只是“未開化的”“原始的”人。他们都住在歐洲之外、都有奇風異俗，等着歐洲已開化的人類學家去调查去研究。所以，人類學在對象上應該是整體的、真正的、研究所有人的民族学種族学之分支；在方法上，則或为社會學之分支。

但偶然的起源也不能說就不重要、不起作用。事物出现的機缘，往往也决定着它的性質和命運，人類學亦不列外。只研究少數人的人類学，终究開花结果，蔚为大观，成为了十九世纪以来学界不可忽视的一枝勁旅。

我國於一九三八年成立中國社會科学研究所時，其中就已有了民族學组。一九三零年，中国社會学社成立於上海，蔡元培先生之報告题目就是：社会學与民族学。接着，一九三四年便成立了中国民族学會。這不僅是引進了一個學科；由於我國境内民族眾多，因此運用西方已發展出来的调查方法去了解各少数民族，似乎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颇具现实需要。

另外就是歷史研究中涉及上古一段，十分须要人類學家对“原始社会”的一些研究成果或假说来提供推擬的憑藉。如泰勒（Tylor）的精靈信仰說、局部外婚制說、表兄弟姐妹婚制說、父母依子女命名習惯說，摩尔根（Morgan）家族血缘與親缘制度說，涂爾幹的初民心理說、集體表象說，霍历豪斯的道德起源說，乃至圖騰說母系說等各式各樣的推論，都曾被廣泛應用於古史研究中。

但由於人類学起於歐洲人對亞非澳美及大洋洲諸“未開化”民族的调研，故其研究结果本身就不易脱離居高臨下的心態；當時又彌漫着進化論的氣息，所以早期多是在討論文化的起源與進化變遷的模式。這種思维方式及進路，自然也影響到了對我國古史或古代社會的研究。幸而在我们的古史研究中還不太有人類學中常見的種族優劣論，但有關進化的假说却十分普遍，關於民族文化的傳播，也深受人類學中播化派的影响。

播化学派本就是反对進化論者而生的。進化論者認為文化發展的模式是由低到高、由原始到開化，而且這模式是各民族都一樣的。反對者則主张人类歷史未必是一條相同轨道上的大進化，而是由不同中心 、不同原因形成的各個文化起源點，相互傳播、影响，交互作用。其中，民族遷移之作用也十分明顯。因此这類学者较重視文化圈、文化中心以及文化遷移的概念。

    這些理論及研究方法，在文化史研究上颇见影響。例如英国史密斯的埃及論，至今就仍深具活力。該理論是说全世界文明均源於埃及，然後傳至美索不達米亚、土耳其斯坦、印度、叙利亞、中国、日本；印度那一支则再傳至麥克羅尼西亞与美拉尼西亞，進而傳入玻里尼西亞和美洲。

    這個講法，後来有许多變形，例如说不是由埃及传播開来，而是由两河流域，在我国古史研究中，统稱此類說法為中国文明西来说，於清末民初风行一時，迄今仍不乏嗣響。我在這本書裡批評的彝族文化研究及《山海经》雲南说，便是其中一些例子。伴随著這個说法的，還有體質人類學方面的人種非洲起源说，近年還有近乎“定論”般的架势呢！

我自己早期做过宗族史、宗廟制度研究，編过《宜蘭張氏族谱》；做過方志研究，修過《淡水镇志》《花蓮縣志》。後来做文化史研究，在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了解文化發展与传播状况、寻找模式时，均不能不參酌人類學前辈們上述各種成果。無論理論或方法，均益我良多。有時感覺我可能較接近馬凌諾斯基，但有時又不盡然，對歷史学派之方法也有些會心，進化論各派则不能契合。

在方向及领域方面，我希望把文化人类學當做一種方法或视野来使用。不僅用来觀察少数民族，也用以研究漢人社會；不僅施諸古代，也可借以理解當代；因此在這本書裡，各位可以看到我論彝族、维吾爾族、客家族群、哈薩克地区和伊斯兰文化圈，也可以看到我談東南亞華人社会、现代城市建设。

而討論這些時，我大抵都不只是文獻式的，或只依理論模型去懸擬推揣，皆有涉身入乎其中的人類學式田野功夫。所以才能把握其族群組織之肌理，了解该文化區中人物之人生观、价值观。

古人有句云：“豈有文章驚海内，更携書劍客天涯”。我好游歷，游跡遍及各处。然非漫游，亦非浪游，游輒與我這種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故游皆不枉。此間所輯諸文，就是這些旅中鴻爪，可以略誌所感。

    但出書如果還有點抒情意義，則我願用此書来纪念一位人類學的同行老友：游建西。建西是苗人，寫过苗疆的武侠小说，又做道教研究，其本人精娴道法，也喜做相關田野调查。我曾邀他参加太湖論道，倘佯於湖上；又邀他参加特克斯世界周易大会，相與遨游於天山之麓。後來，我渡海去深圳找他玩，他大樂，竟取纸作诗，写成一幅書法给我。我带学生去贵州考察，他也專赴貴陽替我打好前站。這些都说明了他的热情与学術能量。我的人類學知識和經驗，在中文学界實在甚少知者，只有和他等少数朋友可相共語。不幸他忽焉羽化，令我益感寂寞。謹持此一卷殘稿，藉慰知音，並求教於同樣可能成為知音的讀者。

                                          甲午閏重陽寫於杭州復性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