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十六日，北師大要舉行“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學術論壇。第一部分是高端學術對話（13:30—17:30，北京師範大學北國劇場)；第二天還有其他高手的圓桌論壇。

　　對話，由成中英先生講「中西的本體差異與融通：本體互釋與反思真理」，尤西林先生點評；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于連）先生講「間距與之間：如何在當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歐之間的文化他者性」，我點評。評文如附，貼以就教：

評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間距與之間：如何在當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歐之間的文化他者性”

龔鵬程

    朱利安先生想用“間距”打開“之間”，並以之間作為工具，來使自己與他人可以交流，以達成彼此的伙伴關係。

　　但他可能沒料到：人們首先即可能會因距離而形成理解之隔閡。

    “隔”曾是中國古代常用的認識論術語，近代文學批評史上亦熟見。而任何一種隔，如隔行、隔教、隔膜、隔一層等，都是因距離而生的。

    過去，大家都反對隔、追求不隔。朱利安先生則似乎相反，要把隔作為一種方法。

　　可是我現在讀先生的文章就覺得“隔”，感覺缺乏必要的理解條件。

　　因為他這篇方法論論文，或許只是特定指稱下的辯詞。強調他並不像那些未讀過他著作就批評他的人所以為的：是想讓中歐各自孤立於各自世界中。又說他並不從歐洲哲學內部去解構形上學，亦不皈依中國思想，致使哲學家和某些東方學者都不理解他，或對他失望。

　　這些話，自我辯護固然鏗鏘有力；但遠隔重洋，隔岸觀火而不知火苗火勢的我，如何判斷他與批評者的語言脈絡關係？這個語境，乃是理解朱利安先生為何要談“間距”并如此談的基礎。不知道這些，則朱利安有的放矢，我不知“的”，當然拿著他的矢，端詳起來便有點摸不著頭腦。

    令我摸不著頭緒的，還有他的行文方式。線頭太多，幾乎每一段都可能衍生出許多疑難。

    這當然也可能是翻譯的問題。不是說譯筆不好，而是或許同樣由於間距的問題。譯成中文的歐洲思想，固然達到了他所說的“打擾”效果，卻未必能有“孕育力”。有些地方，甚至根本不清楚他為何要寫上這一段。例如開端的謝詞，鄭重感謝顧彬教授，與全文何干？

　　每一段與另一段之間，似乎也常有間距，未必具有連貫性。

　　例如第一節講中國與歐洲過去互不相關，後來雙方才面對面。然後說這樣一來，歐洲人“繞道中國”，便可以從另一角度捕捉歐洲思想，觸及歐洲人思想之起點。

　　我讀得大感興味，正想了解他怎麼看過去五百年中歐面對面以後，為何歐洲人好像並不如他所說地這麼做，中國人好像也總是想棄吾故步、投入對方陣營？造成這種結果，只是思想認識問題，故只須在思想上（如他所推介的）做些扭轉、調整即可？“繞道”中國的這種繞道，在認識論上又如何可能？上帝、存有、真理、自由等等，既是歐洲思想的起點，歐洲人也必然仍是用這些去思考、理解中國，誰能真正離開土地跳舞呢？既如此，通過注視對方而回頭反省乃至質疑自己思想之起點，究竟該是什麽樣的方式……？我懷抱著對這些問題的好奇讀下去，卻發現第二節完全改換了個話題，大談“差異”。但差異在第一節中其實根本未曾道及呀！

　　或許朱利安先生認為過去中歐之間不理想，即因大家採取差異觀，故要藉著痛批差異觀來引出他的間距說。然而，無論一個差異觀是否即能回答諸多中歐思想之誤解史，第一節與第二節之間確實是有許多理論上的裂罅，頗生隔斷之感。

    也就是說：朱利安先生的矢，似乎有些不必要的裝置，甚至還可能存在著一些斷紋與裂痕。

    事實上，就在第一節中，他論說繞道中國的好處有二：一是發現中國可能屬於另一“理”，令思想可以離鄉背井；二是可以回頭反思歐洲思想。可是底下接著他就拋開了一，僅說二，令我對那個棄嬰眷念不置。

    因此，我覺得：間距或許確實有先生說的種種好處，但他的文章卻也為我們顯示著間距可能出現甚或造成隔閡與斷裂，而它與“差異”之不同，似乎也不如先生所以為的那麼大。

    依朱利安先生說，要談差異，首先就須預設更普遍的認同。所以若談桌椅之差異，先就會把它們想成都屬傢具，才能展開差異的討論。間距則只是把桌椅拉開了距離，兩者間就自然打開了空間。

    這真是擅於玄思者有趣的思路。但試問：桌椅拉開後，桌椅就不再是桌椅了嗎？桌椅中間的空間，即能改變我們對桌椅的認識嗎？如能，這空間恐怕就會要極大，大到互相看不清；或者桌椅之間需加上了布幕毛玻璃之類東西。反過來看，談差異的人，桌與椅也絕不可能疊合著毫無空間。無論什麽情況，桌椅既是兩物，就必有“之間”，都有間距，只是間距大小而已。故間距不是打不打開的問題，而是“度”的問題。

　　再說，桌椅爲什麽要被我們用間距來討論呢？難道不是因為它們都是傢具、都是木製品或都是什麽一類嗎？若根本不管“類”，則桌椅之間，間距中自有塵、有沙、有埃、有石、有人、有鞋，有許許多其他之物可供討論，為何偏偏抽提出桌椅來單獨議說？

　　猶如男人和女人，正因都是人，故可以比較也值得比較，以論其異同。若說我們不要管差異，也不要認同，只須把男人放一邊，女人放一邊，互相注視對方即可。則近乎開玩笑。想想這畫面，豈不滑稽？而且，為何我們不讓人與兔子互相注視而只關注人與人之間，難道這其中真能撇開認同與差異嗎？

    朱利安先生不相信本質（文化的及人性的），故他才要如此費勁地另闢蹊徑。可是他對人其實是有定義的，認為只有能自我檢驗、探險，用種種方式在自己裡面打開間距的人才是人。然後又說建立人性共同之處的原則，在於所有文化都是可以理解的。這其實就是本質論的說法。只是他把本質放在放在間距中，就仿佛如同他所說是無本質了。之間，既不在此，亦不在彼，不執此，不執彼，但它別有所執。真無本質者，此執亦當斥破也！

    此姑勿論，且說建立人性共同之處的原則，為何先生界定為“可理解的”？這就不在中歐之間，恐怕仍是站在歐洲或偏歐洲多些了吧！

　　若依中國思想，或許會把這個原則建立在“可感的”上。文化之間、人與人之間，或許未必能理解，但無疑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是可以感通的。他人有疾，感同身受，雖未必能知他究竟是什麽病、其病在其文化中又做何理解。

    可感通，也一定比可理解更有行動力。可理解，兩個孤立之個體，拉開間距互相注視，僅在注視對方時反思自己，恐怕仍只是靜態的、作用於自己的、屬於思致心態或視角之調整。未能如感通這般，形成關懷、體貼、愛與行動。

　　又，在朱利安先生不斷用注視、觀察等語詞教我們面對“他者的鏡子裡所凸顯出的”被自己壓抑的事物進行反思時，我以為他也只重視了眼睛，而尚未能全面發現他所說的“人的官能的理解力”（l’intelligence）。感通才能！

    此外，他想用間距說來抵拒全球化時代強調各不同文化趨同的態勢，可能也不如採用感通說。

　　感，是在不同個體之間產生的。個體之不同，先驗地被保存了。可是感而遂通，個體之間（這個之間，不是如先生所說那樣僅僅是空間）可通、可感、可應、可和，所以才能達到“和而不同”，才更能避免全球化的同質性危機。達到鄭海藏所說：“持論絕不同，意氣極相得，每見不能去，歡笑輒竟夕”（哭顧子朋）那種狀況。

    由方法學說，兩不相干之文化體，思想基點與體系均不相同，而要企圖理解，亦不只是可理解性（l’inttelligible）的問題，至少還有好幾種相關方法學的爭論需要面對。

　　例如庫恩所說的“不可共量性”（包括標準不可共量、詞彙與意義不可共量、知覺經驗或世界不可共量。又譯為不可通約、不可比等）即為其中之一。同一文化之不同階段（他指科學革命形成的不同時期），尚且可能局部的（local）不可共量，甚至全體性（global）不可共量，異文化之間，當然更嚴重。何況還有間距！

　　距離殊方、物類異撰，此地所無之物，他方如何類擬想像？不同的生活世界，理解力及方式亦必不同。如何打破不可共量使其可量，或根本反對不可共量說，是須在方法學上打硬仗的。

　　與不可共量相反，錢鍾書提供了另一種態度，《談藝錄》自序謂：

　　　頗采二西之書，以供三隅之反。蓋取資異國，豈徒色樂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氣澤芳臭……。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雖宣尼書不過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來意即名東土法，堪譬《借根方說》之言。非作調人，稍通騎驛。

認為東方西方心理攸同，故可以騎驛溝通於其間。朱利安先生是不贊成在東方西方取得共同之處的，對此則亦當有方法論之評破。

　　諸如此類，可見以間距為矢，該射的對象還多哩，不能僅以評破差異說趨同說為滿足。我很期待先生能再施鋒鏑，一新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