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慮？

　　安而後能慮。慮這個字，意同於思，但專指較深沈深刻的思考，非一般泛想浮思。故俗語說深謀遠慮、未慮勝先慮敗，均用這個慮字。《說文》解釋道：「慮，謀思也。從思虍聲」，乃是個因思而來的形聲字。

　　但《大學》爲何不說「安而後能思」呢？這就可見古人用語之精密了。

　　慮固然就是思，然而此字正反合義，比思字多一層轉折：它既是深思熟慮之慮，也是憂恐疑亂之辭。例如《國策‧楚策》：「此謂慮賢也」，鮑彪注「慮，猶疑也」；劉琨答盧諶：「不慮其敗」，劉注「慮，憂也」；《管子·輕重甲》：「天下有慮」，高注「慮，亂也」；《漢書‧溝洫志》，「慮殫爲河」，顔注「慮，恐也」。大約人總是因爲有了憂疑困惑才會去仔細思慮，所以慧琳《一切經音義》注說慮是「疑而思之也」。疑而思之，故慮既有思義也有疑義，深謀遠慮叫做慮、猶疑紛亂之思也叫做慮（如疑慮、顧慮）。

　　用慮來談修行問題，爲何比只說「思」更深切呢？

　　《二程遺書》卷一曾舉一事：「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驅得，西面又一人至矣。蓋其四面空疏，寇固易入，無緣做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者不能入，自然無事」。

　　這一段，日本儒者貝原益軒解釋道：「與叔之心，專欲除去思慮。程子之意，要中有主則不除思慮而自然無思慮紛擾。程子曰：欲除思慮則不除，亦是此意」(《近思録備考》卷四引)。

　　呂與叔是呂大臨。他所煩惱的「思慮多」，指的就是疑惑紛擾之慮。程子說中有主則思慮自除者，則是我們從前介紹過的靜安工夫。

　　可是靜安工夫除了可讓人除去紛擾之慮外，作用尚不止於此，它還可生發聰明睿智，故《遺書》卷六云：「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無氣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逹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修己以敬，以安百姓」，語出《論語·憲問篇》。「篤恭而天下平」，出自《中庸》。「體信順達」，出自《禮記·禮運》，講的都是安。安而聰明睿智出，便是安而後能慮。

　　這兩種慮，一是要去除的，一是去除以後才能生出的。

　　若用佛教術語來說，前者乃是妄心妄念，後者才是真心。工夫所在，在於止妄修觀，以生正念正思惟。儒者不止而止，不除妄慮而能慮，工夫不同，分念慮爲兩層却頗相似。

　　因此，讀「安而後能慮」一語，首應知此慮專指睿智深思之慮而言。

　　這樣的慮，其實正是思的本義，而且如此看「安」與「思慮」的關係，更是早在《尚書》就有了。

　　《書‧堯典》說：「欽明文思安安」，鄭玄注「深慮通敏謂之思」；《書‧洪範》：「思曰睿」，又「五曰思」，孔疏：「思者，心之所慮，使行得中也」，都以思爲慮爲睿。

　　而這樣的思或慮，是不能如現在一般說思考、考慮時那樣，僅從理性思惟看的。故「欽明文思安安」，《經典釋文》引馬注就說：「道德純備謂之思」。《逸周書·諡法篇》解思也說是道德純備或「大省兆民」。

　　這是因心之所慮而使行爲得中，不偏不倚，自然就顯現爲道德純備之象。道德純備者，人也才會贊其能思能慮。慮而有此效能，所以又稱爲睿。

　　近世論事，每將理性思考和道德實踐打爲兩橛，不知「思曰睿」，無思慮則亦無所謂道德實踐也。

　　為什麼無睿思就無道德實踐可言？《論語‧陽貨篇》不是說了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孔門重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光有仁心行嗎？仁者也有可能只是爛好人，或許還是個笨蛋，因爲行仁是需要智慧的。

　　這是由仁這方面說。反過來，由學思那方面說，則子夏也講得很清楚：「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看起來好像都屬「道問學」之事，非「尊德性」範圍，但子夏說：不然，能博學近思，本身就是仁了。讀過《中庸》就知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與篤行是一個連貫的動作，篤行實踐之根，正在博學慎思。若無此工夫，妄談篤行踐仁，殆即孔子所謂愚人也哉！

　　《遺書》卷十四載明道語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說得如此鄭重，正可見這裡恰是關鍵。凡知仁而不知學者，皆非儒家也。

　　當然，儒家之所以如此說，是因其所謂思從來也就不是近代知識及純粹理性含意的思，與笛卡兒以降所云「我思故我在」是兩回事。故《論語·季氏》載：「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這九思，思的都不是外在物事與他人，而是就自己的倫理實踐身分去想，考慮我在此間處理得恰不恰當。

　　儒者所謂格物致知，即指此言。反對格致的人常質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事物無窮，豈格得完？推崇格致者則把它比附於近代科學，如胡適就說格物致知乃「大膽疑古，小心考證」的實證方法，是理智的態度、科學的路。他把宋明理學比擬爲中國的啓蒙運動，原因即在於此。

　　但伊川曾云：「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遺書‧卷十五），又說：「致知，但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卷七）。格物的物，不是竹子木頭等外在事物，而是孝慈等人倫實踐活動。就其活動、探察其所以爲天理爲人理之故，而得行其當，才是格物窮理，才是致知。

　　程朱一派把這套工夫稱爲近思。朱子與呂東萊合編《近思錄》，遠紹子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近則就表明了儒者所思宜近取諸身，程子所謂：「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遺書‧卷十八）。

　　陽明之法，其實也是如此。差別僅在對「格」「致」之解釋不同，路數卻是一樣的。《傳習錄》卷上：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看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你看這一段，工夫不就是一樣的嗎？

　　不過，歷來儒者由格物致知說誠意正心的爭議太多。學者由此入手修行，反而葛藤滋擾，易陷於無窮爭論中。故今我不主張如程朱陽明般由格致誠正入，建議仍回到《大學》所說「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來看。

　　能靜能安，心氣平和中正，思慮才能清明。這不就是程子所說天下平、百姓安則天地位萬物育，聰明睿智皆由是而出嗎？以此睿思，慮之深遠，自然行皆得中，欽明文思安安了。安而慮、慮而安，荀子所謂「大清明」，殆即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