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由學《尚書》講到我的文字學，本篇接著要談由此發展成的我之文學。　

　　書，做動詞用是書寫，做名詞就是書契，指文字。上古文字留傳於後世，則成爲後人的書本，故凡書本子都叫做書。

　　但中國書裡最古老而又最有代表性的，是《尚書》。尚，形容那是上古之書，也是最高之書。先秦諸子凡提到“書曰”時，指的就都只是這一本，所以它似乎也可代表一切書，獨占了“書”這個詞。

　　《尚書》裡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文章，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甘誓、湯誓、五子之歌、伊訓、盤庚、說命、微子、泰誓、牧誓、武成、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洛誥、周官、顧命、呂刑、費誓、秦誓，整個夏商周三代的歷史，俱可由這些篇章得考。因此近代治《尚書》者都是為了藉它瞭解古史。但因年代久遠，文字難懂，唐代韓愈已覺得“周誥殷盤，詰屈聱牙”了，現在要通讀當然就更困難。近人研究《尚書》多由文字考釋入手，以期先通讀其文字，進而再講明它所敍述的古史狀況，殆即由於此。

　　但此等進路顯然就會遺失《尚書》另一個重要面向。

　　因爲《尚書》並不僅是史料。古代史官所掌圖史資料是極多的，試看甲骨卜辭，如今發現者就在十萬片左右，而這些都還談不上是典、冊。殷代已有作冊守典之官，所藏甚夥。《尚書》所收，乃是這些典冊中最最重要、能顯示一代文教政軍盛衰或變動的代表性文章。而這些文章之所以能在無數史料中脫穎而出，格外爲人重視，除因其所載內容重要、具典型意義之外，當亦與其文采有關。孔子說過：“言而不文，行之不遠”，這些文章能在其他史料都漸湮滅中獨存下來，被人諷誦學習，言而有文，自是一重要原因。

　　故文學史上常見把文體推源于《尚書》的說法，還不是《尚書》在文學上真正重要的原因。因爲源頭雖值得尊重，但源頭也可能微弱、細稚、粗糙、椎輪大輅，篳路藍縷，只具有令人緬念的歷史意義；後人後出轉精，就會如海若之嗤秋水。畢竟，河源的涓滴細流，哪比得上滄海之波濤！但中國文學史上推尊《尚書》並不只是這種歷史意義，而是從文學美的標凖看，倒過來，認爲後世之流衍反多弊端，故應該再上溯源頭，重新正本清源，獲得新生的力量。這時，源頭就成了美的最高典範:既是開端，更是終極，乃歸宿之所在。

　　劉勰《文心雕龍》倡言宗經，就是這種想法。而其所謂宗經，雖然五經都要宗、都要效法，但總的方向，仍可以《尚書》來概括，叫做：“周書論辭，貴乎體要”。辭尚體要這句話，大約就是《文心雕龍》整個文學理論的要旨。

　　像劉勰這樣想的人，同時代就有裴子野所代表的一派，據說是“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蕭綱·與湘東王書）。北朝，則蘇綽、宇文泰也提倡過。喜歡文華的人雖然對之不以爲然，但事實上直到古文運動，都是這一路思想的發展。柳宗元說寫文章要“本於書以求其質”（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恐怕是此後寫文章的人很重要的一條路。

　　《尚書》之文，在上古諸文獻中，特具文采。相對于後世文越來越勝質的浮藻麗辭，則又顯得質。質既指文辭之質樸古硬，也指它有內容、有質地，故可藥流俗苟炫文采之弊。

　　這個《尚書》的文學價值，在近代受兩方面力量影響而暗晦不彰。一即上文所說：以文字訓詁讀之、以史事求之之風；另一則是近代文學風氣。

　　自晚清以來，近代文學主要是乘著大衆傳播環境風火輪鼓盪起來的大衆通俗文學，以及受西方浪漫主義影響而成的純文學意見。

　　大衆通俗，故所流行的，只是新老各派鴛鴦蝴蝶、羅曼史、偵探、武打、羶色腥或小情調小呢喃，與政道治化、王制典章、遙若天壤；浪漫主義純文學，則強調抒情、自我，不涉政教，不拘格套、無關心的美感，與《尚書》影響下的中國文學傳統更是儼若死敵，所以詆斥不遺餘力。講文學史的朋友們，《詩經》還講講（雖然把漢儒以降的詩經學諷嘲了個夠），《尚書》基本上卻是不談的。論文章、歷代典制誥誓之類淵源於《尚書》之文體，更是提都不會提。

　　例如晚明，現在哪一本文學史不是大談公安派竟陵派如何獨抒性靈、反對摹古呢？哪一本不是大談資本主義萌芽、小市民階級勃興、王學左派如何狂肆以致人欲橫流，主情慕色之文大盛呢？

　　其實晚明文人結社最盛的，莫過東林、復社。東林反閹黨，直聲震天下；復社幾社之盛，則大會時動輒“以舟車至者數千人”（復社紀略）。而他們又是講什麽學問的呢？東林講程朱理學、反對王陽明，尤其痛厭王學末流。復社之復，更是指要復興古學。所以陳子龍編《皇明經世文編》、張溥編《歷代名臣奏議刪正》、陳仁錫編《經世八編》。這些東西，不就是上承《尚書》的嗎？曹丕<典論·論文>講：“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晚明這些文社，宗旨正是要恢復這種文章的精神，而血脈便直溯于《尚書》。

　　士之用世，有志於天下，此爲何等大事？復社諸君，倡此風於邦國淪胥之頃，此又爲何等胸襟？文章經濟，不徒爲耳目之玩，此又爲何等宗趣？乃近人茫然無所知，僅講一二畸人逸行，如李卓吾之類；一二小品文，如陳眉公、張岱之類；再講點市人小說、情色戲曲，便快然已足，不是要笑死人嗎？其不能知《尚書》，不亦宜乎？

　　我既與俗殊趣，在文學訓詁方面不和人家走同一條路。在文學方面當然亦是如此。一九八六年我編的《國史鏡原》，就是遠循《尚書》這個傳統，近參《皇明經世文編》，魏源《皇朝經世文編》之作。

　　編輯此書，原是周浩正先生慫恿的。後來由時報出版公司陳恒嘉兄協助編務。有天，他開車載我到淡水河關渡的山上去，在一家旅店“楓丹白露”的咖啡座上，沒半個遊客，我們兩人對著夕陽，遠眺觀音山，拿出紙筆，條分理析，舊把綱要訂了。回來後，招兵買馬便操辦起來，半年左右書即面世。陳恒嘉站在編輯立場，很希望這本書能獲得那年的圖書金鼎獎，可惜沒能如願。我倒不在乎，只是十分感念他的用心。尤其懷念那一個午後優游談說于山林間的氣氛。

　　因爾後他即離開了出版界，我雖聘他到淡江教了一陣書，他卻身體越來越糟，最終英年早逝，我們就再也沒有一起喝咖啡的機會了。他的文學創作，以台語文學最有成績。本土化運動激化後，也頗有人把他歸入本土派或台獨陣營裡去。在那些人眼中，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乃是性質與範疇皆迥然不同之物事。他們又哪能知道恒嘉曾爲一本彰顯中國史以及中國文學傳統的文選費了那麽大的心力呢？

　　該書原名《國史鏡原：改變中國的劃時代文獻》。二〇〇九年出大陸版時改稱《改變中國歷史的文獻》，工人出版社。名叫文獻，頗不得已，因它事實上就是文學。我在序文中表明它是一本文選同時也是一冊歷史讀本，就是這個意思。

　　歷來都說中國的選本總集，始於《昭明文選》，我雖大部分時候也隨俗如此說，實則並不以爲然。選文總集，應始《尚書》。且昭明太子所選，義歸翰藻。在許多時代，這僅是“文”之偏義，近於揚雄所說的雕蟲子篆刻，殊不能盡中國人論文之大體。以其所編爲文選之祖，源流便不明晰，試看其選，符合“經國之大業”者究竟有幾？我編這本文選，不可能學它，只能學《尚書》!

　　說自己學《尚書》，不免僭妄，須是孔子才能刪詩書正禮樂呢！但我又沒說我是孔子，我只是學孔子罷了。孔子輯堯舜夏商周文獻，刪存爲《尚書》，以見堯舜夏商周之史，我也就輯古今文獻以見堯舜以來之史。

　　在這件事上，我也與劉勰、裴子野、蘇綽、韓愈、柳宗元他們不一樣。他們只是從文章的語法修辭上學《尚書》裡的某些篇章，或從文體上仿其體勢，最多則亦不過略存其政典經世之意而已。我卻是學《尚書》那樣地編成爲另一本《尚書》。

　　所輯可分兩類，一是積極改變了歷史的，如董仲舒<賢良對策>，沒這篇文章，就不會有漢武帝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沒有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就沒有新文學運動；沒有孫中山<民報發刊詞>，也沒有澎湃的革命起事等。另一類，是消極顯現了歷史變動的，如秦始皇<議建帝號詔>、歐陽修<朋黨論>等，顯示了歷史的轉折。文章上起堯典，下至民國。初版有序，偏于從歷史說，欲讀者由此觀人文、察時變；大陸版序文偏於由文學說，謂詩亡而春秋作。詩史相通，文之興觀群怨，尤足以觀世，而所録文章也都是佳構云云。

　　此書非我一人之力所成，注釋、翻譯、闡釋每一篇的文學價值與歷史意義，靠的是周鳳五、林素清、林保淳、蔣秋華、王樾、周益忠諸兄之協力。於今視之，可補苴之處當然多的是，但在史學和文學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意義。僅由文學上說，近人便無此推源於《尚書》之眼光與作品。故撫今追昔，尚聊可自壯，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