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展仍在繼續著，但我抽空又去了一趟珠海澳門。為的是聯合國際學院新校舍落成，前往慶賀。在澳門，吳志良兄邀我三月中到澳門教科文中心也辦一場展覽。展覽當然甚好，但時間太趕，辦起來可累了。

   近日除展覽外，諸事蝟雜，寫來囉嗦，貼何耀一文搪塞吧！近日因知他的病，正惦記著呢，見此舊文，頗生感觸。

老师，原来是这样

 何耀

     一两年前，在北大三角地看到一张海报，讲与《周易》有关的话题，但从未听说过龚鹏程这个老师，出于对《周易》的困惑，我也去听了。当时，我听过一些老师讲中国哲学，讲《周易》，但我觉得他们讲的跟书上讲的方式一样，专业性太强，对于我这样一个学习商业、重视实用的人来说，没有太多的启发。听完龚鹏程老师的讲座，我觉得很新鲜。他讲了很多故事，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他的意思。其实，我第一次听他的讲座，并没有弄明白他的思路，也没有感到他与别的老师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觉得他的课听起来好玩，会听到许多我们从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故事和知识。

    去年龚老师在北大开了课，讲中国文化史。他的课与我的专业课冲突，但我还是想办法去听了几次。这次，我感到龚老师很厉害，想了一些我们不太注意的问题，而且，他把这些问题解释得很清楚。他讲的题目包括家、国、宗教以及中国的饮食文化等。听了几次课后，我发现能这样讲，不仅需要对中国文化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还要能够发现中国文化与其它国家文化根本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龚老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仅仅是儒、释、道以及一些人们公认的主要文化形态上，他的课包容力非常大，言之有据，并能把握住几千年文化的全貌。这样的老师确实很少见。

    今年上半年，我又打听到他在清华上课的时间和地点，就去清华听课。这次他对“五四”以来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和指责给予了反驳。现在反思“五四”时期的课我也听到一些，我原本以为他是搞古代文化的，对“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潮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入，因为一般的专家、学者只在一个领域里精耕细作而有所建树。当我一个学期听下来，就不能不感到吃惊，他对“五四”以来的文化以及学术研究上存在的问题都指点得有根有据，分析得深入透彻。现在一般的学者光研究一个鲁迅、老舍等都成了自己一辈子的专业，而他却把清末以来几乎所有名家如王国维、严复、鲁迅等人的思想之如何产生，当时受谁影响、怎样转变，思路方法上有什么不对等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还讲到胡适在北大推行西学，却在清华国学院推行中国传统教育的事。我从未听到有老师重点讲这个问题，我们经常想起胡适，但好象很少有人发现这个问题，注意到这背后的深层原因，龚老师却往下分析出了那一时代人的矛盾心理。

    作为一个学生，学习的不单是老师的观点和结论，更重要的是老师研究、思考这个问题的思维和方法，我们应该像他那样，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而又很重要的问题。他教给我的是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朱光潜的时候，谈到康德的美学，认为他其实是用理性的方式、用概念去解释美的感受，而并未真正提高人的美的感受。对于西方大哲学家的理论，我们大部分是一种迷信的态度，连一些大学者也是如此，康德的理论那么严谨和完整，从根上发现它的本质并进行反思的人实在少见。他在课上提出，经典并不一定都是真理，我听到后很奇怪，因为很多老师特别是学者都主张要相信经典，并认真研究。龚老师还对一般以西方理论为准绳的学术研究现象从思维模式及思路上进行了严谨的批评和分析。我们都知道“怀疑一切”这句话，但真正在思考问题时敢于怀疑、认真严谨地怀疑就不太容易了。他准确、清楚地发现了“五四”以来迷信西方的原因，而不是单纯地去说，去指责用西方理论不对。

    他讲到“五四”以来我们学术研究不太对的几种思维模式，一是“贴标签”；二是单一思考模式；三是“去历史化”；四是形式性思考，还有以势定理、“饮鸩止渴”等等。这些都容易让我们自己陷进去而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争论问题，却很少注意分析对方背后的思维方式，就象辩论双方只是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而不会在现场去分析对方的思维是不是严谨，角度是不是合适的问题。能在思维层面上发现问题，要比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反驳和论证要难得多。具体问题的论争很容易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要发现思维上的问题，就得从具体的问题中跳出来，有一个更高层面的把握。而他指出的又是不同年代、不同领域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共同的思维缺点。意识到这一点需要学习不同学科，又不被这些名家的理论所俘虏，进得去又出得来。

    现在的学者、专家一般对一个领域知道得越多，对其他方面知道的就越少，这是工业社会专业分工的结果。随着学科越来越细化，学术研究也越来越细化、理论化和抽象化。虽然人们都在强调跨学科，但在实际层面，没有很好地将相关的学科打通，学校里面只是简单地开一些相关专业的课程，而并没有真正地融合。北大中文系曹文轩教授在一次课上说，本科生能看懂小说，硕士有些看不懂小说，博士根本看不懂小说。学术研究使学生的思维严重地单一化了。龚老师有时会讲语音学，有时会讲社会学、美学、哲学，古代的、现代的、印度的、西方的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他都能根据需要灵活自如地运用，而不是生搬硬套，真正做到了文史哲打通，中西方融合。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打通了我们认为不可能打通的概念。有一次他在课上讲到，哲学家们思考的是一种抽象、无限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容易着迷，而企业家赚钱也是这样的，很多企业家挣的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挣，就是因为钱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是一个无限的期望。一般的学者看不起企业家，认为他们是财迷心窍，而企业家又瞧不起学者，认为他们脱离现实，不知人间烟火。龚老师作为一个学者，能通透地感觉到这两个有些水火不相融的行业背后也有相通的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如何想到的。龚老师在上课时也提到，现在各学术专家的专业用语，相当于黑道上的黑话，外行人基本上听不懂意思，而一般人认为这样才是学科的成熟和完善，从而人为地造成了学科的分化。这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宏观把握的能力，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个人修养才能做到。

    这样的思维方式对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能打通现实生活与学术研究的思维，就不会再去推崇像钱钟书这样的书呆子型的学者。这种思维使我们不仅会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在其它方面也会活得很精彩。龚老师的课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是因为这种思维对理解商业问题也是有用的，应对市场新的变化就相当于我们在学校里面又学了一个新的专业，打通许多专业的思维就是适应市场变化的基础思维。我们可以用像学术一样严谨的逻辑去思考日常中的活动。而这些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方法，听到像龚老师这样一次次的跨专业的真实的突破，我才感到有所训练。我们现在还处在学科分化的大环境中，而且从一上大学受到的训练就是细化的，钻牛角的思维，我们的老师大多也还是以专业化的思维训练学生，像龚老师这样能打通的思维我们很少能够接触到。

    在龚老师的课上会听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如：古代人的观念、雍正一生批了多少万字奏本、古代人生活的细节等。有时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知识。有一次上课，龚老师讲到自己看了三遍《四库全书》，不觉感到吃惊，一般人看一遍都不错了。他还讲到自己看了许多别人认为研究学术不看的书，如《相狗经》什么的。我听到一个故事，说他年轻时，在家整天端坐看书不出门，他的邻居都以为他们家坐了个神仙。在北大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和老师，看书不要命，学习、研究很刻苦，但龚老师与他们有些不同。他看的是第一手资料，没有标点的古文等原始资料。而我们很多人看的只是后人的诠释和各种争论，往往没有自己对原始材料的掌握，这样很容易被专家们的观点所迷惑。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去读第一手材料，是因为太难读了。看学者们对这些的解释相当于吃别人咀嚼过的东西，当然比较容易。读一手材料才是真正的研究问题，而不是为了学历，或只是在做思维体操。

    从见到龚老师第一面到现在，我从没见过他穿西服，无论冬、夏他穿的都是中式上衣。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他手表上的符号，也是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之类 。龚老师与众不同，但从没有给人孤傲的感觉，平时问他问题，不管是哪一类，他都会认真解释，也不管是哪一类学生，他都会认真对待。他有一个相当清晰、严谨的逻辑，即使平时聊天，中间如果有人打岔，讲其它事，他也不会被打扰，接下来还是要把那个问题讲清楚。这些小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中间，很少有人去按传统文化实践的。修身养心其实就在身边的事情中。北大治贝子园前面的老子像断了几根手指也没人去修，也许学习中国哲学的人对中哲就没有根本性的喜爱。我还碰到一个学习中哲的学生，经常看他抱着王力的古汉语书刻苦学习，但上课发言时声音小得听不见，一年多时间根本没有改变，有时我就在想，他可能把中国思想当作了一个吃饭的工具，同学习商业课程一样，虽知修齐治平，但并不身体力行。能做到“知行合一”是很难的。

    我还听到一些龚老师创办大学的事，也觉得很新鲜。他当校长，不是管理一个学校，而是在这个学校中力所能及地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他创办的佛光大学，教学楼都是中国古代风格的，建筑的很多名称也是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寻找的。他把古代收弟子的仪式用到了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学生在开学典礼时会将一把戒尺送给老师，老师则送给学生几卷竹简的书。他参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道教学院，创办了生死学院，把中国一些传统的丧葬等仪式推广到社会上。他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而不只是在教书。

    龚老师首先是一个老师，但您千万不要根据词典上“老师”这个词的定义去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