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問《國學入門》等書出版了沒。近日雖然到處玩，但出書還頗不少，出版狀況，一併說明如下：

  1、《國學入門》將由台灣學生書局出版，大陸版亦正由北大出版社排印中。

  2、《書藝叢談》，原由台灣佛光大學發行，現已脫銷。頃由山東畫報社重刊，補了〈孫過庭書譜序〉〈佛道經典書帖考〉〈書藝旁徵〉及〈述書賦〉等文，並加了若干圖片。

  3、《自由的翅膀》，台灣九歌出版社已印出。旅遊散文，與去年出的《孤獨的眼睛》為姐妹篇，是去年在《中華日報》專欄「書劍天涯」的結集，撫仰歌哭，遊以櫖懷。

  4、《近代思潮與人物》，已由中華書局出版。近代思想史，夙所究心，此次刊布一部分相關論文，談俠說劍，論鴛鴦蝴蝶，並評說嚴復、章太炎、王國維、胡適、魯迅、顧擷剛、林語堂、梁實秋、陳寅恪、錢鍾書等，持論或異時流，將來有機會再續說其餘。

  5、《唐代思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過去曾由該館印刊《漢代思潮》《晚明思潮》，現今補了唐代一段，將來再續刊其他時代之討論。這個系列，過去也出過台灣版，但大陸版有些增刪，內容並不太一樣。

  6、《文學散步》，世界圖書公司出版，亦已再刷。王一川先生曾有一書評，陷落在電腦的茫茫網海中，我今才找到，所以附載於後，以供參考。

文论也可以潇洒

——龚鹏程《文学散步》读后

王一川

    龚鹏程先生的《文学散步》早在21年前就在海峡对岸出了第1版，据说曾同时引来好评和争议。我推测其好评和争议的原因，大抵相同：一是引进时新的西方文论如结构主义之类评说中国古典文学，对于其时岛内中文系的文论正宗构成离经叛道架势；二是这位当时的年轻才俊敢于选择“散步”这类潇洒方式谈文论艺，并公然对盛行台岛的“文学概论”之类教科书体系发起挑战。如果这两点推测能成立，那么，它们作为此书的尤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今天应仍有其值得重视的学术价值，这也正构成它如今在大陆重新面世的必要性和意义之所在吧。

    以“散步”的灵活和潇洒身姿阐述文论，该是此书头一眼就抓牢读者的地方。看惯了“概论”或“原理”之类高头讲章而渴望轻松思考的人，会迅速注目并欣赏著者纵论文艺的轻盈身段。如果只看开头目录恐怕会吓一跳，全书内容竟多达19章，给人一种摆开阵势讲授繁复、艰深理论的预感。但其实，你只要一翻阅正文就知道，刚才的预感纯属习惯性错觉。这正文19章只是由19篇短小精悍的文论随笔结集而成的，加起来也大约只有15万字。15万字的教科书，与当下越出越厚的教材相比，确实够“薄”的了。但“薄”不等于薄弱，而有可能精到。作者自述有意“仿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来一趟文学散步”，并希望以此“走出个文学概论的格局”，是因为他相信“散步虽有起讫，却无规矩；虽有章法，却不期于严谨精密。偶然适志，更不需舞蹈之必博人欣赏赞叹”。确实，鹏程先生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这些“散步”式文论随笔洗脱了通常教科书那种预先的精心结构和严密布置，而是追求短小灵活，起落自如，收放随意，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同时，它的具体阐述语言也力求平易、浅显和畅快，使得轻松自如的文论思索成为可能。读者如果能够习惯于他的时行时停的散步节奏，想必可以既饱览文学风景又不失享受散步独有的轻松愉快。

    光有散步文体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散步方式所开启的意义，也就是能让人在散步的轻灵中领略到文学的动人景致。此书引人注目地大胆吸纳西方20世纪形式论文论与美学的成果，并以此为整个文学理论构架的基石。作者一举拆散内容与形式的传统二分法，恢复形式在文学作品意义构成中的作用，一口气提出一系列叛逆性新观点：形式不是“工具”而是“意义构成的一部分”；形式是文学的“一切”；形式是“文学美的根本要素”；美就是“结构与形式”。这些观点当然有其西方师承（如唯美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而且也必然会引发反驳（它们至今也在争议中），但在当时台岛中文系学术氛围中应具有一种开风气的作用，有助于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去重新打量中国文学文本。

    此书不愿从理论到理论，而总是从文学作品出发去阐述理论，这是让我欣然赞同的。作者进一步把文论阐述的逻辑起点放在“文学作品”上，由此逐步进发到文学形式与意义、文学的功能的探讨，可见作者在这里鲜明地竖立起作品本体论或作品中心论的理论立场。这种作品中心论立场本身当然值得探讨，我自己就对此有足够的警惕和保留；好在我同时又看到，在实际的阐述中，作者并没有“裸奔”王尔德式“形式就是一切”的歧路，而是注意从作品出发，把思考的触角伸展到文学的多样的意义世界领域，纵论文学的社会、真实、道德、历史、哲学等意义及功能，可见他是觉察到作品中心论的偏颇并有意去适当订正的。在当时文坛气候下有些矫枉过正，可以理解。

    由于是初次“文学散步”，更由于是借此“走出个文学概论的格局”的挑战性和叛逆性散步，此书存在争议点是必然的。如果不惜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的话，有两点建议是可以提出的：一是宜更多地留心理论构架的上下连贯和思路的顺畅，例如关于“形式”是文学作品的“一切”的思想如何与对文学的社会意义的认识形成一致；二是在引证中国古代文学的同时，应更加注意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那可能更有利于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应用价值的阐发，以及更能激发当代读者的认同感。尽管如此，作为二十多年前台湾旧作在大陆的修订再版，此书的价值想必应当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引发一场学术风波的旧作，它应构成当年台岛文论变革的一个重要见证；另一方面，当大陆文论界正以活跃的和多样化的姿态（包括散步姿态）开拓自身的新世纪里程时，它的问世应能提供一种重要的参照，受到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