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了，天气反倒热起来，大概是闰7月的缘故吧。傍晚，人们都在外面乘凉呢。附近的广场上露天舞厅又开场了，我有时去看看。没有一点风，桑拿天让人一点也不想动。可对于“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铁杆舞迷来说，这样的天气根本不算什么。舞场上中老年人居多，而年轻人则不多见（上班没有时间），有放假的学生也多见于活跃在篮球场上。多少年来，我拙于这种互动式的集体运动。我的方式从来是一个人自成体系的自娱自乐。

　　前些年，我也试着和舞场上的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但总是不得要领。有一次，我还突发其想地参加过一个收费的交谊舞培训班。那还是在家乡县城跳舞盛行的时候，喜欢凑热闹的我却在光天化日的露天舞厅里总是找不到舞伴。一些同龄人早已在舞池里如鱼得水地找到自己的归宿，而我总是孤零零地置身在舞池之外显得极为尴尬和难堪。我倒是发誓过要学会交谊舞，只是心理有障碍，不会主动出击，以至于找不到一个年轻的女性舞伴，便临时找了一个男的来代替，才勉强学会了女步。后来，我一直跳得是女步，熟能生巧，就落了一个舞场上的梅兰芳的光荣称号。当年的舞场，上半场男多女少，我就充当了女伴的位置。姗姗来迟的小姐女士们见我如此受大家欢迎，就觉得不是滋味，感觉我比抢她们的饭碗还要难受，以至于对我一致采取了阿q怒目主义的态度。初先我是不怕的，身正不怕影子歪，但后来还是架不住这种如芒在背的怒目主义的威胁，于是就只有在汗水淋淋的桑拿天里全面溃退的份了。

　　我一般也会反攻倒算，这就是往往在舞场最后一曲的蹦迪中来展现自己的怨气。我喜欢那种没有舞伴的、自由发挥毫无章法的独舞。对于那些知根知底的、与我结怨已久的女性舞迷来说，看到我如此疯狂便不再是阿q文明的怒目主义了，而是伴之以一连串的嘘声和喝倒彩声，让我下不来台，让我早一点滚蛋。不过，那时的男士们都比较大度，为我不断地热烈鼓掌和加油。可我还是觉得自己有些风箱里的老鼠——里外不是人了，从此就不敢再去县城里的舞场登台亮相献丑了。

　　我开始把舞场视若雷区，后来歪打正着地写起了小说。记得省里作家协会组织的一次文学笔会上，我一听到晚上有舞会，而且人人都得上场，就条件反射地头有些大了起来。我就问，怎么回事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呀？幸亏，大家都还不怎么熟，那时我就硬了头皮用上以前舞场上的“最后一招”了。由于，女作者本来就少，请来的歌舞团女演员还没有到场，我的一段蹦迪起到了救场的效果。我的朋友马明高也是性情中人，竟然跑上来和我对舞起来，场上气氛达到高潮。有几个我颇为敬重的文学老前辈，对这两人的即兴对舞表示了肯定，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下场后，有一个笔会上仅有的美女作家罕有地拉住我探讨舞艺。我原本想和她探讨小说的，可万没想到她爆了一个冷门，我只得像南郭先生般匆匆溜下了场。美女作家问，李迎兵你去哪里啊？我说内急，等拉完稀回来咱们好好再谈吧，谈谈崔健的《一块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