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赞扬“义”的不少，而以《水浒传》则体现得最多、最全面。在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三国演义》也宣扬了刘、关、张的义，但《三国演义》对“义”的叙写，远没有《水浒传》写得充分而突出。读《水浒传》，不可能感受不到它那无处不在的“义”。评《水浒传》，不可能避开“义”字。没有“义”的内容，关于《水浒传》的感受和评论就是不完整的。
《水浒传》写到的“义”，有几个不同的层面和表现形式。
一是江湖义气。好多人物，本来不认识，一听到他们认可的甚至仰慕的人物，就立刻作揖下跪，甚至结为异性兄弟。比如，李逵在江州牢城看到黑宋江，很不以为然。当他听说这个人就是山东及时雨宋江时，马上就认了这个阶下囚为哥哥。在揭阳镇，穆弘兄弟本是追害宋江等人的，听童威童猛说到宋江，也就马上把宋江奉为上宾。
江湖义气体现了处于社会底层艰难生存环境中的小人物的一种互相依存互相救助的精神需求。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人物，不可能象处于层层保护之下的达官贵人那样只讲文化讲官场讲律条，他们无论是在与自然的斗争还是与人为侵害的斗争中，都感到个体的力量是那样渺小，必须借助于朋友的力量形成相对强一些的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和尊严的能力。江湖义气虽然有极消极的、盲目的、常常与大事业、大理念、大纪律相抵触的一面，但，他是生存在那个环境中的人物的客观需求和主观认可，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是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需要正视和愿意正视的问题。《水浒传》写的是江湖人物，而江湖人物就最讲江湖义气。所以，在写充满江胡色彩的人物和故事的时候，一并把他们身上明显存在的江湖义气的精神气质反映出来，给我们展现一个既有声形又有灵魂的立体的绿林好汉的形象，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当然，读《水浒传》，尤其是青少年读《水浒传》，要对江湖义气进行理性地分析，不可以把其中的消极成份当成自己的处世信条。
二是人际侠义。鲁达拳打镇关西，完全是对郑屠欺压金氏父女行为的义愤之举。这种救助，惩治了恶人，伸张了正义，为弱者出了心头的一口恶气。这种救助是无条件的。宋江平时仗义疏财，不只对李逵、武松等英雄人物施以经济资助，而且对闫婆惜一家这样的无依无靠人进行救助，也完全是义字当头，不图偿还的。武松为兄报仇，有很强的家庭复仇色彩，但究其根本，还是为弱者（武大郎）伸张正义。他不理会潘金莲的引诱，表现了对家庭成员的忠诚仁义，很符合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
水浒人物救助弱者，以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道德为标准，对他人进行物质和精神的救助。武松感恩于施恩不打杀威棒和好酒好饭招待，去醉打蒋门神，看似有被人利用充当打手的一面，但最主要体现的，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内涵。一般来讲，读者和受众在读小说和看《水浒传》影视作品的时候，更直接感受的，还是对英雄救弱惩恶的快感。我说的这种救助弱者的精神，比一般的江湖义气更高、更有力度、更为群众和士人所赞诵。它处于我所说的三种情形的中间环节，高于江湖义气，又为社会正义提供坚持的精神基础。社会正义是理想的、整个社会的、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它的存在源于并依赖于带有个人和小群体互助性格的带着某些世俗性的扶危济困的精神存在。
三是社会正义。为了表现这个层面，作者可谓煞费苦心。他在梁山英雄形成阵势以后，及时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命题。他把此前一个个单独或小群体行动的人物，全部纳入到梁山起义的大体制中来。所有英雄，好象都失去了当初的个性，而成为梁山实现整体政治目标的一个螺丝钉。为了体现这种思想，还特意虚构了九天玄女娘娘给宋江授三卷天书的情节，并让罗真人传授公孙胜五雷天罡正法时说：可救宋江，替天行道，保国安民。
当一个个英雄聚集到梁山泊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当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与黑暗腐败的官府去对抗的时候，那一个个英雄具体的“义”字，都被改造、包容成社会正义，使英雄们变成了春秋大义的承载者实现者和开拓者。这时，他们的“义”，已经表现为执行“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线，体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体现为保国靖边扶国安民，体现为通过对贪官集团的打击而力求改变“大贤在下，不肖处上”的畸形局面，体现为实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清明，政通人和的社会政治理想。这是水浒“义”字的最高层面，这个层面，是在前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又对前两个层面据有指导和优化的作用，没有这个层面，《水浒传》的思想性和社会认识价值就不会有这么大。
“义”字，在梁山事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他起到团结人，凝聚人的作用。无论宋江、晁盖、柴进、鲁俊义，还是其他那些英雄们，他们为人仗义，扶危济困，都得到人们的好评，人英雄人物所拥戴。正是这样的行为，成全了他们良好的形象，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受人助，感人恩。见人义仗，赞人伟岸。这是人间通则。在最讲义气的江湖，这种情况就更具有加倍的效果。难怪宋江能在绿林中成为最高领导者。不只在自动上梁山的底层人物这里如此，就是在招降纳叛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一个个舍命也不肯降的朝廷命官，正是因为看到宋江的忠义，也便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比如呼延灼就对宋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慕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正是这样的义气，使得众头领死心踏地跟着宋江干，“水里水里去，浪里浪里去”，就连宋江毒死李逵，李逵都没有任何怨言。征辽归来，却受朝廷压制，不准英雄随便进出京城，众将皆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但他们还是全部听从了宋江的指挥，这就说明，“义”字使他们化为一体，不可分割，谁也分化不了他们。
"义"字，在梁山事业中，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统一了英雄们的思想，纯化了英雄们的道德，感化了英雄们的情感，升化了英雄们的境界。有这个义字在，英雄个体就有了指路的明灯，就有了精神的富有感和依托感。它树立了梁山队伍外部的形象，对同情起义、支持起义的人们以有力的影响，对不断壮大起义队伍，形成反抗北宋黑暗统治的统一战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三国演义》的宣扬的义，只是对某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个人忠诚，而《水浒传》的义，则表现得全面得多也充分得多，这是话是对的。《水浒传》的义，更多的是表现的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个人对不特定的受害者的一种仁爱和救助，并且升华到了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对社会政治理想的追求上。所以，《水浒传》的义字，具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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