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

本报记者 盛文强  来源：鲁北晚报2013.6.28

    王威廉的《获救者》讲述了三个年轻人在盛夏的午后误入地下，他们发现了一个全部由残疾人组成的国度——塔哈。他们逐级参观塔哈的社会，这里有不准谈论尊严的禁忌，有疯狂洗脑的净化中心，有热衷于社会实验的古怪学者，还有神秘莫测的领袖。随着主人公介入这个国家的具体事务，它的黑暗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1.地下世界的历险

    盛文强：长篇小说《获救者》主要写“你”、眉女、胖子这3个年轻人在一个炎热的下午误入地下世界塔哈，由此而开始了一场历险。书封上有这样两句话：“一次地下世界的历险，一个自我灵魂的重生。”种种迹象昭示了文本的独特属性，您如何看待这部小说？

    王威廉：对一部小说进行复述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小说最重要的意味恰恰是它比故事多出来的那部分。但同时，诡异的是，不能被复述的小说也是危险的，那意味着我们无法谈论它。在这个时代，无法谈论的事物，属于不存在的事物。因此，对自己的小说，我总会想方设法谈论下去。

    这部小说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初稿写成于二十五岁，所以我对它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自珍之情。它凝聚了我三十岁之前的许多思考，它是向外生长的，更多地针对的是外在世界的界限、规则与神秘。因为在一个人刚刚步入社会之际，虽然他的心灵尚未成熟，但他的感受却是格外敏锐的，这个冷酷世界的粗糙表面，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相应的疤痕。他的力量还很微弱，但他的热情却很高涨，因此这些疤痕让他愤怒，他渴望表达，渴望批判，这本《获救者》就记录了这样的过程：在一个没有尊严的虚拟时空里，人们是如何置身在世界的不堪与混乱当中的。

    盛文强：第二人称“你”的运用令人感到如芒在背，主人公的命运仿佛另有人在高处审视，为什么要用第二人称？

    王威廉：“在高处审视”这个说法好，但我敢保证，那不是我这个作者的目光，我相信自己也处在那样的审视之中。

    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觉得写作是非常孤独的事情，笔下的人物显得遥远而飘渺。然后我使用第二人称，直接以“你”来说话，就有了一种对话的关系，小说的精神空间也因此而拓展了开来。另外，第二人称对于读者来说，也有更强的代入感。具体到这部幻想的历险小说，这种代入感是非常必要的，你会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地下残疾王国的压抑氛围。

2.给内心一份自由

    盛文强：主人公介入到“塔哈国”的具体事务中，与地下历险相比，这种介入似乎才是真正的历险——睁开眼看体制世界，由此而来的精神上的震惊不言而喻。当权力成为通行证，对权力掌握者的欣羡与赞美成为大众的价值取向，正解该于何处寻求？

    王威廉：体制与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当然，从人类的基本状况而言，它们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的斗争，因为权力一直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个体，而屈服，便意味着精神的死亡。我在《获救者》里探寻着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是如何借助了神秘乃至神圣的观念。回想起来，我在描写那个残缺的国度之际，内心也充满了休戚与共的复杂心情。这趟漫长的写作之旅到底源自什么事物的感召与驱动？直到我写完全书的时候才明白：那就是对自由的渴求。

    借助虚构，我希望给读者、也给自己的内心多一份内在的自由。我想，这就是小说的力量，它虽然不能直接给予我们自由，却给予我们自由的感觉、以及什么不是自由的判断，这才是我们能够获得真实自由的扎实土壤。

    盛文强：虚构出一个世界，细部的葳蕤状貌如何抵达？小说与现实的映射关系又是怎样设置的？

    王威廉：肯定要把自己放进去，就像是清晨醒来，尽力向他人描摹自己的梦境那样，明明知道那并非现实的，却怀着比经历现实世界更为惊奇的热情。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想象：我们每天都做同一个梦，每天我们都将这个梦境描摹一遍，天长日久，这个梦的细节将会越来越丰富，这就像创作油画一般，色彩在画布上堆积成形，立体的效果开始出现。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我们将会把这个梦当做是记忆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被随意遗弃的幻觉。

    《获救者》呈现的是一个残疾人组成的世界，里边的一位人物曾说，他们的地下世界与我们的地上世界是一种依附关系。我想，这个说法挺好，这部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也是一种依附关系。所谓依附，我认为就是同处在一个体系当中却又背离的那种状态。弱者与虚构一样，都是一种渴望背离出去的力量。把这种背离写出来，就是小说与现实的关系。

3.文艺需要求新与求变

    盛文强：我们这一代人所面对的世界，与前辈作家有着悬殊的差异，令人不解的是，有那么多急功近利的年轻写作者丝毫无视这种差异，还在做些徒劳无功的模仿，照搬五〇后作家的文本方式，这一现象您如何看待？

    王威廉：我们既然在当代文学的场域中写作，就必须把握这个场域的话语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不管是五〇后还是六〇、七〇后，他们的写作都是我们必须学习与接纳的丰厚资源。但是文艺本身就一直是求新求变的，更何况时代的快速变化也迫切地需要我们做出改变。所以，我想，这不仅是所谓“影响的焦虑”，更多的在于时代的复杂性：历史被加速，时间被压缩，空间被虚无。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作为人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与前辈作家们描摹的人的形象有着怎样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是艰难的，但我们必须做出努力，这种努力会让我们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

    盛文强：由《获救者》的文本方式，不难联想到奥威尔、扎米亚京、卡达莱等作家为“无力思考者们而思考”的伟大传统与担当精神，为人生去蔽，自救的同时亦救人，这种方式与才子佳人式的游戏文字有着本质的不同。此间的分野该如何看待？

    王威廉：的确，《获救者》与你提到那些作家的作品，就某种精神倾向而言，是近似的。但是，《获救者》不是一部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获救者》更加侧重于剖析权力普遍化和神圣化自身的那种欲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当幽黯的神秘不复存在，我们能否接受一个丧失了魅惑的体制？至于说到写作的担当，那是精神与灵魂的承受与创造。好的写作是照亮，是显现，也是对事物（包括我们）有限性的确认与拓宽，游戏式的文字自然与此无关。

【王威廉简介】   王威廉，青年作家，毕业于中山大学。在《作家》《花城》《大家》及《读书》《书城》《天涯》等重要期刊发表小说、散文与评论近百万字。作品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转载；入选《华语文学突围文丛》《华语新实力作家作品十年选》等重要选本，以及多种年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获救者》，中短篇小说《内脸》《没有指纹的人》《非法入住》《信男》等。同时也致力于新散文的探索，有《我见过一个人》《为杂物谱写赋格》等。获得过多种文学奖项，被誉为“新世纪的先锋派”，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