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学大展”之王威廉

主持人语

谢有顺  李德南

《创作与评论》2013年3月号（上半月刊）

似乎是一夜之间，小说家普遍成了精神顺民，不再抗争，也不再扮演叛逆者的角色，写作日益臣服于现有的语言秩序，臣服于消费主义的诱导，也臣服于身体、欲望 和各种思想的压迫。当妥协变成一种美德，探索成了一种笑谈，如何才能更多地分享到由名声、版税和奖项共同构成的文学利益，便成了小说界公开的秘密。或许， 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俗物，世俗的利益链条进入小说家的视野，是一种常态，正如世故是小说家的基本品质一样。多年来，大家早已习惯了一个没有争论、彼此 呵护的小说界，一团和气，没有什么能令他们愤怒，也没有什么能令他们向往，多数的时候，写作不过是一种经验的讲述，作家也不过是故事的奴隶而已。精神的重 担就这样轻易就被卸下来了，语言探索的热情也慢慢寂灭，小说界正在进入一个纷纷言说陈词滥调的时代——凌厉的生存追问，孤寂的叙事实验，如同一个古董，正在小说家的视野里消失。

故事无非是写欲望和欲望的各种变体，叙事也只剩下传统现实主义这一套路，都在依靠情节和悬念吸引读者，小说的阅读，业已沦为一种几无挑战和难度的阅读——面对小说界的这一严峻面貌，有多少个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危机？

与诗歌界比起来，小说对这个时代的介入和发言，越来越缺乏精神的说服力。由于诗人一直很难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们反而甘于退守，至少在很多诗人那里， 还不乏对诗歌的生命投入及对语言纯粹性的坚定捍卫。在我看来，这个小说为王、诗歌边缘化的时代，最热闹的是小说，成就最大的则是诗歌。诗歌因为被普遍忽 视，反而有了走在时代前列的自由和契机，而谁能够在这个时候，从精神顺民的阵营中站出来，担当一个文学叛徒的角色，谁就可能在文学界发出不同的、有价值的 尖锐声音。

小说界尤其需要这种发声方式。一个没有文学叛徒的时代，就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时代。困守于一种写作潮流，躺在现有的语言遗产上享清福，通过一些小的写作变 化来取悦于时代，这正是写作创造力衰颓的重要象征。而文学史上最可贵的精神之一，就是反叛意识。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罗伯—格 里耶，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家，都曾充当文学的叛徒，为文学创造了新的话语景象。然而不过是十几年时间，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叛徒们，多数也 成了精神顺民。今日的作家，更愿意做秩序的囚徒，而不是从秩序里出走的叛徒或持精神异见的人。文学的气氛日益轻松而甜蜜，锐利的声音贫弱，新的叙事精神匮 乏，甚至可以值得一说的人物形象也寥寥无几，大多数作家只是凭一种惯性在写作，不再有文学抱负，也不再为自己的写作建立新的难度，写作不过是混世的一种手 段而已。因此，我们开始怀念一种文学的先锋精神、叛徒意识。文学的创造，说到底是提供一种新见、异见，是孤独的前行、寂寞的探索，是建立难度和超越难度。

在这样的语境中，王威廉的写作，显得值得我们重视。这些年来，他主 要是现代性的省思者这一形象出现的。他的小说，大多有共同的主题：关照现代人深渊般的境遇，展现他们在绝境中的困惑与抗争，并在书写的过程中对他们予以富 有人文精神的理解与同情。他的小说兼具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者两副笔墨，但更多时候，他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有意味的形式实验，称得 上是新世纪的“先锋派”。这些特点，我们从他的中篇小说《水女人》里亦可看出。

为了更好地对他的创作进行梳理，我们还邀请了房伟、陈劲松这两位新锐批评家来参与写作评论。在房伟看来，“在王威廉的文字森林中，除了和煦的阳光，我们更 多看到了‘森森的鬼气’。这些鬼气有如黑暗狞厉的雾瘴，弥漫于森林之上，提醒我们世界的真实底色，警告我们自以为是的肤浅乐观。那些鬼气便是虚无的力量。 虚无让他的小说有了本质性的力量，虚无让他厚重、深刻，犀利，勇敢，摆脱日常叙事的陈辞滥调。虚无也让王威廉找到了一种小说语言。”“面向虚无，并没有让 王威廉沉溺于黑暗之海，反而让他拥有了实践自由的勇气。”陈劲松则认为，王威廉试图“发现华美背后的苍凉，并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进而越过其中 的生存困境，寻求精神的突围。”“王威廉的小说始终将笔触伸向人性深处，对人之生死与悲喜充满了形而上的思索，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哲学意味。”这些观察 与论断，也可作为我们理解王威廉小说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