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在家。续读《晚明史》、《吴宓日记》第三册、《知识分子的鸦片》，读完《近代稗海》第二辑，取第三辑读。第三辑中头一篇是暑名“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以收录当时文献资料为主，其中有梁启超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过去仅草草瞥一眼，这次稍稍细致浏览了一下，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一向不把国体问题看得很重，而认为政体才是最重要的。中国近世以降，能有此眼光的似乎不多，细细想来，梁启超把政体的重要性置于国体之上，堪称卓识，可不是吗，一个国家是君主制还是什么共和制，这都没有什么，要害在于是否实行宪政。如果实行宪政，君主制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实行宪政，所谓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人民灾难的渊薮，尽管它也有什么宪法，宪法上还堂而皇之地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人都喜欢争什么国体，一些阴谋家更拿所谓先进的国体诱惑升斗小民流血，以逞其一己之私欲。甚至直到当下之教科书，仍称国体是本，政体是末，国体决定政体，云云，直是一派鬼话。

梁启超既不喜欢争国体，当日又为什么反对袁世凯行帝制？原来他的理由很简单，国体一旦稳定下来就不宜轻易变更，否则易伤国本易动摇人心易引发革命，所以尽管他并不对辛亥革命后的所谓共和乐观，但仍然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其实这和他昔日反对孙中山等人要搞共和闹革命一样。志士仁人之心，可以概见。想当初，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和梁启超辩论，说要实行宪政非共和不可，简直是自欺欺人。

13日上午棋友约战，中午12时至晚七时，小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