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作者需要自省

关于杂文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似乎没有哪一次像当下的争论让与杂文有关的人尴尬，因为当下针对杂文的非议已经直指最核心的问题了，比如像这样一些题目，《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我为什么不愿与杂文家为伍》等等，尖刻当然是足够尖刻了，但让我这个也写一点杂文的人羞愧的是，细按文意，却不能不承认，别人说的“相当”有道理。

于是，便有了一个新的题目：面对质疑，杂文作者是否需要自省？

好像冥冥中自有天意，正在我构思这篇小文的时候，“从天而降”了一个绝好的素材。我读到了最新一期的《文学自由谈》，上面有一篇杂文界某前辈名家关于“张爱玲热”的大作，因为对这位前辈素所仰慕，自然先睹为快。没想到，这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老先生对张爱玲不满，这是他的权利，见仁见智，并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何必用“狗男女”这样一些于张爱玲毫发无损反倒有侮自身的文字呢？杂文可以愤怒，但这种愤怒理应是分析思辨后的愤怒，而绝不应是攻击和谩骂，老先生平生服膺鲁迅，岂不闻迅翁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么？这还只是文字的小节，且放过不提。真正让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油然而生“今夕何世”之感的，是老先生的思维方式。

据这位杂文家说，张爱玲热的始作俑者，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因为他在海外出版的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吹捧张爱玲、贬抑鲁迅。像这样海外出版而且主旨是捧张贬鲁的书，僻居一隅的笔者当然无缘读到，而老先生“当时看的是台湾版”，看了之后还忧心，“不知大陆版中是否己将那些反华反共和贬抑鲁迅的文字删掉”。我很奇怪，为什么老先生一定要强调将贬抑鲁迅的文字删掉？难道说一贬抑鲁迅，就是大逆不道么？一本学术著作，只要贬抑了鲁迅，它就含有了思想毒素非经删除和禁止不可？老先生自己看原版著作，似乎丝毫不担心自己会被污染，他凭什么如此低估大陆一般读者的素养？写杂文的人向来是痛恨“民不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谬论的，可杂文家这里透露的，不正是一种愚民心术吗？

杂文家在文章中告诉我们，“上海某大学（姑隐其名）将于十月间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后面又接着说，“据悉，由于几位正义人士仗义执言，明理的有关当局已经停止了……那个‘张爱玲国际讨论会’”。读这段文字，老先生欣然色喜之态如在目前。不过，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讨论会者，并非一定为张氏唱赞歌也，争论、研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对像张爱玲这样一个连老先生也承认“有点才情”的作家研讨一下就不能被允许呢？老先生扛出了民族大义这面旗帜，笔者不想讨论张爱玲是否真在民族大义上摔了跟头，但如果是真的，那这个张爱玲就更有研究之价值了。老先生痛恨张爱玲连带痛恨一切有关张爱玲的人和事，其实全无道理，西方还有专门研究希特勒的专家和机构呢。

一本学术专著，因为里面有杂文家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于是他希望将它删除或禁止；一个学术研讨会，因为研讨的对象是自己痛恨的，所以一旦被叫停，他就要大加称赞；……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维呢？是“党同伐异”的思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维！这种思维注定无法理解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这位杂文家为叫停一个研讨会而拍掌叫好时，不知道他是否想过，这种扼制人自由思考和说话的权力，也极有可能施之于他自己？

更大的悲剧还不仅止于此。我是了解这位杂文界前辈的身世的，他曾经在一个“扼制人自由思考和说话”的非常时代，经受了无数苦难，并且在痛定之后，写过许多反思的文字。对此我不能不深感困惑：即使亲历了如此创巨痛深的劫难，老先生是否真正弄清了悲剧的根源？

读多了当今杂文，如果不讳疾忌医，便不能不承认，秉持像这位杂文前辈名家这样心理和思维定势的杂文作者绝非个例。这一现实警醒着一切关心和热爱杂文的人，对此杂文作者应该自省！而最根本的一点，窃以为，是你究竟以什么价值为尺度？是把杂文当作某种工具，还是站在人类普适价值的高度？

谨以此文与杂文界的同仁共勉。

 （刊《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