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痛恨中国白酒，但我又比较馋白酒，我以前不太喜欢吃饭时喝酒，这纯粹是用酒精来破坏美食。中国白酒就是为吃饭预备的，没见过哪个酒吧卖白酒，更没见过哪个人在酒吧里喝白酒。所以，我原来一直约束自己不喝中国白酒，连带着什么中国酒都不喝，只喝外国酒。后来被80后女生把我这崇洋媚外的臭毛病给扳过来了，她们在饭局上狂喝白酒，我也只好随大流特别是随女流。
    外国酒我首选威士忌，自从知道威士忌是“生命之水”之后，我就喝得更勤，生怕自己的生命中缺水，更怕“生命之水”与我生命无缘。不过，像现在市面上常卖的“黑方”、“芝华士”、“皇家礼炮”我也不喝，我只喝一种流派的威士忌——单一麦芽威士忌（Single Malt Whisky）。
    1987年我第一次接触威士忌，是在三里屯现在盖起兆龙饭店的地方跟一个英国记者喝“白马”威士忌，觉得威士忌挺味儿事儿的，没咱的“二勒子”爽。当时我还是一名诗歌愤青，狂崇拜英籍美国诗人T·S·艾略特，英国记者说他祖父跟艾略特他爸是哥们，给我看一本剑桥版的《四个四重奏》，结果我们在艾略特具有玄学风格的诗歌中，撅了一瓶“白马”威。我觉得威士忌还成，有股洋味儿，适合谈一些人生的终极命题。我喝“白马”威也想敦促自己早日成为一名白马王子，可是我长得那么糙，只能一直在古道西风瘦马的边儿上溜达着。
    后来我在竹园宾馆用37元兑换券买了我人生第一瓶威士忌，名叫“四玫瑰”，我学会的第一句英文自然是“佛肉丝”。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文化圈子煽起喝威士忌的风气，除“四玫瑰”和“白马”之外，还有“顺风”、“百龄潭”、“威雀”、“红方”、“占边”、“格兰菲迪”。记得1992之夏，我和一哥们在国际饭店酒吧，一气把“红方”、“黑方”、“金方”三个方面的威士忌造大发了，后来我结婚时，一个哥们送我一瓶150美刀的“蓝方”，那天在刘建宏老师家的地堡里，我神奇地喝到一瓶“绿方”。
    进入21世纪，我猝然拒绝混合威士忌（Blended Whisky），专攻单一麦芽威士忌，间或穿插如“杰克丹尼”之类的经过二次蒸馏的谷物威士忌（Grain Whisky）。“杰克丹尼”一度成为北京圈子酒，我们都管它叫“杰丹”，工体北门对面小巷里一间叫“幸福花园”的酒吧已被标榜成“杰克丹尼俱乐部”，后来周迅在她的《夏天》专辑中，特意为“幸福花园”清歌一曲。
    我喝威士忌拒绝加冰，净饮纯喝直给硬着来，属于“死坠”的那种，喝“杰丹”更是巨烦兑可乐，我觉得“丹尼可乐”事儿妈事儿妈的，不像北京男人的硬派风格。圈子里的怨妇女文青在我们的带动之下，也狂煽威士忌，喝高了就喷出一句“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有多少人值得做爱”。
    单一麦芽威士忌是水、发芽的大麦和酵母完美结合的产物，清澈、纯净的水流自苏格兰山丘和沼泽中缓缓流向酒厂，途中浸染了泥炭、石楠和花岗岩的气息提升出天然优雅的水质。同时，泥炭在干燥大麦的时候散发的热气、奇异的铜蒸馏器、橡木桶中的成熟过程、酒厂工人的酿制技巧以及地窖储藏时的通风状况，结构成单一麦芽威士忌独到的口味。
    苏格兰威士忌故乡是一幅山峦重叠、溪水潺潺的山地风貌，谁能想到这里却蕴藏着一个美妙的低地平原，储存着上乘的大麦和纯洁的水源，成为威士忌源源不绝的原创动力，这就是苏格兰著名的低地威士忌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是两座威士忌的重镇，“玛丽皇后”号、“伊莉莎白一世”号是著名的威士忌运输货轮。
    单一麦芽威士忌芳醇、柔和的口味让你一饮难忘，它不像混合威士忌的味道那么辛辣刚猛，而是充满了的幽风淡韵。我一般喝格兰杰（Glenmorangie）这个牌子，每次出国都带回好几瓶。北京酒吧中只有“隐蔽的树”有这种酒，一份要卖50元，所以价钱便宜一些的“詹姆森”（尊美醇）和“格兰菲迪”成为我泡吧的首选。
   格兰杰一般是12年制品，属于马德拉木制终极感觉，威士忌嗅香新鲜、甜润，含有些许的干果和柑橘香味，而味道亦有回肠荡气的柑橘和蜜糖辛香，却终感不甜。
    在北京的夜场，有一帮在威士忌“生命之水”中云游的漂浮者，跟艺术沾点儿边，跟文化靠点儿谱，跟女孩起回腻，跟人生叫回板，久而久之，他们成了威士忌欢场中的主流，修筑着夜晚威士忌的梦幻之乡。记得在一个星空高朗的夏夜，一帮女愤青狂造“绿茶芝华士”，然后在我的带领下，奔向下一个战场。有多少灵魂在“绿茶芝华士”的香涩中游荡，然后，是我那句响彻三里屯大地的名言——在威士忌面前什么都不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