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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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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花佳酿夜上海
(2010-05-20 00:28:19)

我喜欢北京、上海和广州,我是个典型的“都市主义者”。
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世界“四大首都”我都去过。大隐于都市,我虽然不是大隐,但对夜夜笙歌有很大的瘾。
我喜欢上海,自打成为文学爱好者之后,就把三十年代的上海视为“文学的荷里活”,中国现代文学的腕儿,几乎都跟上海有关。
我喜欢上海,自然也喜欢上海人。很多北京人不喜欢上海人,我则例外,我喜欢上海人,喜欢叛逆的上海人。北京人不喜欢上海人,觉得上海人老算计,其实北京人的算计,跟上海人已在伯仲之间。
我在上海有两个哥们,徐根宝和范志毅。他们是坚强的上海人,精力旺盛,气度逼人,作风另类,充满斗志。
我给徐根宝写过一篇《徐根宝:把根留住》,根宝转战广州松日、大连万达之后,便返回故里,率领申花苦战甲A。
有一次在上海跟徐根宝吃“水煮黄喉”,他说这是全中国最脆的黄喉,套用米卢的话说就是“快乐黄喉”。然后根宝就在酒桌上反驳米卢:再怎么快乐的足球,也得靠赢球来快乐呀?我就不信,你老输球还快乐?当时,米卢尚未率领中国队征战韩日,结果不幸被根宝言中,快乐足球大败而归。
今年春天,曾跟范志毅在上海“钱柜”卢湾店一聚,当时刚租借中远的范志毅被徐根宝戏称为“空心萝卜”,而徐根宝曾一度被称为中国足坛的“巴顿将军”。我跟小范说,要写一篇《空心萝卜大战巴顿将军》。范志毅说,你就写,我范志毅就算变成“空心萝卜”,也要打死申花。
在上海,我还有一个姐们,就是做主持人的袁鸣。有一阵,我住在上海衡山路的东亚环球酒店,袁鸣常陪我去衡山路泡吧。我最后一次给前妻买衣服,就是在袁鸣的陪同下,在“巴黎春天”买了一款“蜜雪儿”时装。世事沧桑,如今袁鸣已淡出江湖,我去上海也很少打扰她。
每去上海,必去衡山路,就像在北京,常泡三里屯。三里屯和衡山路,已跟我的生命主页紧紧链接。也许是运气好,每去衡山路泡吧,总有红颜相陪,红颜虽不是知己,但红颜总是姿色吧,男人面对姿色,总是幸福的吧。
衡山路酒吧区,像一座皇家艺苑,处处点缀着尘封的欧陆风情。也许,三十年代的周作人曾在此做了一回人,春风沉醉的夜晚曾让郁达夫在此郁闷了一次。也许,张恨水和秦瘦鸥亦曾飘零于此,我不鸳鸯,难道还不让我蝴蝶吗?
1999年秋天,棉棉在上海香港广场召集了一个盛大的万圣节party,我跟杨葵、赵波欣然参加,后来范志毅也来了。当时就感觉棉棉特有爆发力,果然没多久她就成了腕,所以我给棉棉写了一首歌:我站在猎猎风中,恨不能荡尽棉棉心痛。
我和范志毅跟一个叫聂征的女服务员玩儿骰子,聂征是杭州人,带着一股江南的清秀与我们奋战江湖,在我和范志毅的骰子声碎中渐渐喝高。
赵波不久就弃上海奔北京,夜上海少了一位风情女子,北京之夜却多了一位窈窕淑女。
最近一次去上海,是在一位“上海小资雅妇”的陪同下,泡“新天地”酒吧街。但我不喜欢,觉得这里像一个外企白领的“大排档”,一切都太做作,没有任何灵感的冲击,所以,“新天地”就被我“菲妮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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