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北京、上海和广州，我是个典型的“都市主义者”。
    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世界“四大首都”我都去过。大隐于都市，我虽然不是大隐，但对夜夜笙歌有很大的瘾。
    我喜欢上海，自打成为文学爱好者之后，就把三十年代的上海视为“文学的荷里活”，中国现代文学的腕儿，几乎都跟上海有关。
    我喜欢上海，自然也喜欢上海人。很多北京人不喜欢上海人，我则例外，我喜欢上海人，喜欢叛逆的上海人。北京人不喜欢上海人，觉得上海人老算计，其实北京人的算计，跟上海人已在伯仲之间。
    我在上海有两个哥们，徐根宝和范志毅。他们是坚强的上海人，精力旺盛，气度逼人，作风另类，充满斗志。
    我给徐根宝写过一篇《徐根宝：把根留住》，根宝转战广州松日、大连万达之后，便返回故里，率领申花苦战甲A。
    有一次在上海跟徐根宝吃“水煮黄喉”，他说这是全中国最脆的黄喉，套用米卢的话说就是“快乐黄喉”。然后根宝就在酒桌上反驳米卢：再怎么快乐的足球，也得靠赢球来快乐呀？我就不信，你老输球还快乐？当时，米卢尚未率领中国队征战韩日，结果不幸被根宝言中，快乐足球大败而归。
    今年春天，曾跟范志毅在上海“钱柜”卢湾店一聚，当时刚租借中远的范志毅被徐根宝戏称为“空心萝卜”，而徐根宝曾一度被称为中国足坛的“巴顿将军”。我跟小范说，要写一篇《空心萝卜大战巴顿将军》。范志毅说，你就写，我范志毅就算变成“空心萝卜”，也要打死申花。
    在上海，我还有一个姐们，就是做主持人的袁鸣。有一阵，我住在上海衡山路的东亚环球酒店，袁鸣常陪我去衡山路泡吧。我最后一次给前妻买衣服，就是在袁鸣的陪同下，在“巴黎春天”买了一款“蜜雪儿”时装。世事沧桑，如今袁鸣已淡出江湖，我去上海也很少打扰她。
    每去上海，必去衡山路，就像在北京，常泡三里屯。三里屯和衡山路，已跟我的生命主页紧紧链接。也许是运气好，每去衡山路泡吧，总有红颜相陪，红颜虽不是知己，但红颜总是姿色吧，男人面对姿色，总是幸福的吧。
    衡山路酒吧区，像一座皇家艺苑，处处点缀着尘封的欧陆风情。也许，三十年代的周作人曾在此做了一回人，春风沉醉的夜晚曾让郁达夫在此郁闷了一次。也许，张恨水和秦瘦鸥亦曾飘零于此，我不鸳鸯，难道还不让我蝴蝶吗？
    1999年秋天，棉棉在上海香港广场召集了一个盛大的万圣节party，我跟杨葵、赵波欣然参加，后来范志毅也来了。当时就感觉棉棉特有爆发力，果然没多久她就成了腕，所以我给棉棉写了一首歌：我站在猎猎风中，恨不能荡尽棉棉心痛。
    我和范志毅跟一个叫聂征的女服务员玩儿骰子，聂征是杭州人，带着一股江南的清秀与我们奋战江湖，在我和范志毅的骰子声碎中渐渐喝高。
    赵波不久就弃上海奔北京，夜上海少了一位风情女子，北京之夜却多了一位窈窕淑女。
    最近一次去上海，是在一位“上海小资雅妇”的陪同下，泡“新天地”酒吧街。但我不喜欢，觉得这里像一个外企白领的“大排档”，一切都太做作，没有任何灵感的冲击，所以，“新天地”就被我“菲妮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