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又在天津日报满庭芳副刊发了一篇短散文，一位前单位的老同事见到了，特意打来电话夸赞了几句，就问我出过几本书了？我道一本也未出，他很诧异。

其实，这个问题许多文友也已问过。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心结。总认为，要出书，就得对得起读者，否则，水准有差，出了也会随即没入故纸堆。著名作家孙犁说过，但凡出书，已很少送人了，原因在于，就连别人上门讨去的书，也曾亲见在卖废纸时出现，何况我辈？

名满天下的孙犁是个崇尚古道之人，对此他自己所给出的解释是：“这几年，我的书接连印了不少，我很少送人。除去出版社送我的二十本，我很少自己预定。我想：我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文化界名流，出版社早就送去了，我用不着再送，以免重复。朋友们都上了年岁，视力不佳，兴趣也不在这上面，就不必送了。我的书大都是旧作，他们过去看过，新写的文章，没有深意，他们也不会去看的。”“有的同志，把书看成一种货物，一种交换品，或者说是流通品。”对此，孙犁再给这样的人赠书，当然就有些戒心了。

关于是否想出书，早先时有一位领导也问过我这一问题，还说看到我博客里已有八百多篇文章了，许多篇都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完全可以做一阶段性整理了。当时我也说了相同的意思。还用手比划了一下，才认真回答道：“真有一定读者感觉我写的还有味时，我会千挑百选，出一本像鲁迅先生《朝花夕拾》一样的薄集子。”目前来看，当然差之甚远。

既然追求文章千古事，出书时严格自控不失是个好措施，万万不可随意。

古人著书立作多不为钱，虽然古代早有叫做润笔的稿费。只有那些在诗词文章非常杰出的人物，受人之邀所作，才会有报酬。

通常情况下，也出书，分个人出书和国家出书两种。

个人出书，在中国古代的出书中占了很大的份额，那么其目的何在呢？

首先就是总结人生及成果。一个人无论成功与否，其人生必定是跌宕起伏的。若曾国藩的诗集和家书等，将个人作品及生活汇总、编写出来，也算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当然，更多似李白，离世后，由其族叔李阳冰将其作品收集刊印传世。更多是优秀文化保护的意义。

还有就是儒家的倡导。儒家的倡导之中，立功、立德、立言被视为三不朽。立言之所以重要，在于通过著作写下自己的言行，让自己的思想可以代代相传，影响深远。

国家出书的目的，则比较单纯和直接，主要是国家层面的考虑，以此彰显国家实力，编篡《史记》类历史，以总结前朝得失。编篡《文心雕龙》等，以指导人学习。编篡《世说新语》等，让人了解当时社会的一些风土人情。

宋时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出版业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文人出书的热情也逐渐被点燃起来。但纵使如此，古人出书还是多采取审慎的态度。也有人说，宋朝文人之所以热衷于在墙壁上题诗，除了外出不会随时携带纸笔墨砚外，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纸张较为昂贵，印刷出版的成本又太高，一般文人根本就承担不起出书的费用。此话当非虚言。

到了近现代，审慎出书，此风犹存。在胡适出版诗集《尝试集》，鲁迅出版散文集《朝花夕拾》方面，都可看出这一点。

出版杂文集《坟》时，鲁迅先生在其后记《写在〈坟〉后面》里满怀深情地讲道：“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说的就是写文章、出书，要对读者负责之意。

很信奉作家冯骥才的一句话：“作家的良心在笔里。作家对读者的精神是负有责任的。”因此我想，在出书方面，我将见贤思齐，决不名不副实去求虚名。哪怕出一本薄薄一册小书让读者记住其中的一两篇，也决不出了三四本、五六本书，以此为条件加入了某一级协会，读者却连你的大名都不甚了了，而对作品更是毫无印象。充其量轻松地玩了回自娱自乐，庄重地来了个孤芳自赏。何苦来哉？

作为一名对文学始终怀有虔敬的认真的写作者，我当然想出书，但前提是一定要名副其实，一定要不负自己的本心，最低也要对得起读者的购书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