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八家”的后四家里的篆刻家赵之琛，却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境遇，在印史上颇具争议。

重他者，言之“天机所到，逸趣横生，故能通两家（陈豫锺、陈鸿寿）之驿，而兼具其美”（清郭麐《补罗迦室印谱序》）；轻他者，辄道“吾家次闲出，变本加厉，俗工万辈效尤以觅食，而古法绝矣”（清赵之谦《杭四家印稿序》）；也有为之执言者，说“后人不善学，岂能归罪于次闲”（赵宏《篆刻研究》）；更有把浙派衰落归罪于他的，“有意表现斧凿之痕，锯齿燕尾，千篇一律，浙派程式已趋结壳。”（李刚田《篆刻学》）

篆刻是一门艺术，承文前所言，欣赏艺术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无关对错，任何站在自己审美立场上的评论，都无可厚非。

赵之琛（1781-1852），钱塘（今杭州）人。字次闲，斋号补罗迦室。幼承家学，聪慧颖悟，因其祖赵贤、父赵宏与浙派宗师丁敬、陈豫钟等人交往密切，篆刻以仿汉制为长，虽拜陈豫钟为师，但受陈鸿寿影响更大。早年印作颇为可观，惜晚年刀法精熟后，趋于程式化，故何元锡称其“素负铁篆之名，所刻合作者甚少，盖印之所贵者文，文之不贵，印于何有？不究心于篆而徒事刀法，惑也”。赵之琛一生治印数以万计，当为“西泠八家”之最，今尚存千余枚。其篆刻得力于深厚的金石文字功底，印的形式除丁敬外，还是取法古文字类最广泛的一位。他七十二岁去世，但存留去世前一两年的印作亦不在少数，足见终老刀耕不辍。有《补罗迦家室印谱》传世。

尤其是他所刻之印的边款，文辞隽永，字体纵长，略取斜势，用刀生辣清劲，富于金石趣味，至今还是后学所效之范。

如此之功力，如此之贡献，何以还有人称之为浙派的罪人呢？概因到了晚年，赵之琛成为浙派的代表，人称其为“集浙派之大成”。也正因此，陈鸿寿、赵之琛二人的作品遂成为后人学习浙派的重要取法对象。赵之琛于章法、刀法之精能、娴熟已臻化境，时人无出其右，后人也鲜有可及者。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反而使之最终过分追求刀法，而忽略了字法、篆法的追求。加之大量应酬之作，致使作品出现了严重的程式化的趋势，形成习气，趋于僵化。对求变求新的浙派而言，宛若“罪人”。

不由得想起一句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是啊！“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其实，赵之琛总体创作态度认真严谨，故作品量多且精美，流传亦广，声明远播。至嘉道年间，虽时距丁敬去世方才七八十年，但前四家真谱已实难觅见。此时后学唯陈（曼生）、赵是崇，二人作品自然成为学习浙派的门径。

对于赵之琛的评价，我认为赵之谦的评论站在了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他用拙巧的多寡来衡量浙派诸家的成就，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说：“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问题切中要旨，还在于刀法。

无论如何，赵之琛都如一座山，横亘在那里，仰之弥高，但并非不可翻越。

西泠印社珍藏的“小行窝”“菱舟氏读”“湘南”“司樵燕”“宝松阁”等印，均是赵之琛原作，风格独特而完美，为另七家所未见。

篆刻之外，赵之琛的书法亦自成一家，兼工隶篆，善行楷。绘画亦精，善草虫、山水、时人颇重之。笃信佛教，性情平淡，不将世俗纷扰挂于胸怀。虽多才多艺，久负盛名，然无骄然之色。闭门创作，一生不仕。读其诗句“几案净无尘，胸怀虚若谷。我来避喧嚣，对此称快足。”可见心性。其子赵懿、学生杨与泰、陈祖望等皆有印名，卓然成家，光大了浙派传承。

极喜赵之琛“托兴毫素”一印，切玉之法，用刀峻峭，巧中求趣，风格独特。

需要提及的是，陈豫钟也刻有一方同文印，阳文。想必赵之琛是见过陈豫钟那方印的，印文、印作都对他印象深刻。陈豫钟这方印风工整，苍劲含蓄，法度严密，刀法内敛。二人虽风格不同，但均工稳端严。

“托兴毫素”印语，原出之于两句诗，“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其中“怀抱观古今”一句引自南北朝时山水诗人谢灵运的《斋中读书诗》；“深心托豪素”之句引自南朝诗人颜延之《五君咏》之《向常侍》。乾隆皇帝为“三希堂”题写的联语，就是这两句，现仍可见之于故宫养心殿。“怀抱”乃抱负；“深心”即专心；古时“豪”通“毫”，“豪素”即为笔和纸。其意纵观古今之抱负，专心寄情托兴于笔墨文章。

如此印语，足以养心。

欲以此印为剪纸，尺之见方，裱以成轴，方家题款，悬于书房，一定增色良多。

刊《杨树浦文艺》2020年第2期   总题《七方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