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尽管用心了，“作家”一词也是很难定义的。

进入一个跟文化有关系的圈子，介绍起来，周边都是“作家”。不需多交谈，静心以听，自我感觉有些了不得，大声介绍自己是“作家”的，就有怪异之味了。

北宋李昉所撰《太平广记》中载：“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酬金）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不觉一哂，没想到吧？这竟然就是唐宋时期对在文学艺术上成绩卓著者称“作家”的来由。

近现代，对“作家”通常的定义：是以写作为工作者，从事文学创作有成就的人。

在英文里广泛定义为writer（笔者），翻译成中文则只取其狭义部分，即有成就的作者或有独立思想的文学创作者。writer一般还可理解为作者的意思，也就是所有写作的人。

有时听话听音，体味一词多义。相对于“作者”一词而言，“作家”一词的褒义明显较强。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者。其中自然也会包括了我。

十多年来，虽在全国各地发了数十万的文字，但那纯属个人爱好和业余所为。低微的稿费，也从未使自己有过些许以写作为生的感觉。同时又自感水平实在有限，文字未受一定范围之人认真肯定的前提下，即便在一家专业文艺部门工作两年，也从不敢自称作家，故而也很排斥别人介绍我为作家。有时便忍不住向介绍者纠正一下，自己只是一位作者，时不时在坚持写作。甚至还不顾旁人的脸色，说上一句：“作家的水平也不是以是否出书或出书的数量决定的。”

一次，一位年长于我者，把我拉到了一边，滔滔说了一番自己的道理，我也只回了一句：“谁若平白送我一定大帽子，反正我是不会戴的。”

内心里便有些赞同一位青年作家的说法了。“‘作家’说穿了就是一个职业，就当我是一个司机吧，如果被问‘你心中最当得起司机的人是谁？’我想：所有能够以写作来谋生，并且愿意称呼自己是作家的人都可以称呼自己是作家。至于好不好，或者说值不值得尊敬，那就另说了。见仁见智。”

为此，就会有一种绝对的说法出现了。1985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在给亨利·舒克鲁的《为了一种创造的经济》写的序中说道，“如果是作家，就要二十四小时都投身写作，否则就不是。”

估计这一点，玛格丽特·杜拉斯也完全做不到。

作家苏禹之说则很得我的认同：“作家是我的信仰，而非职业”。

其实，我倒认为，“作家”如果是一辈子的信仰，便会成为一生的职业。

不妨看一下沈从文在《黑魇》里对“作家”的妙解，就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我凑巧拣了那么一个古怪职业，照近二十年社会习惯称为‘作家’。工作对社会国家也若有些微作用……虽名为职业，然无从靠它生活。情形最为古怪处，便是这个工作虽不与生活发生关系，却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另一方面又必然迫使我超越通常个人爱僧，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

细加品评，此段话语包含了上述所引诸定义的要旨。看不出丝毫的玩世不恭，还有本意，却有其一以贯之的严谨与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