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年级，我们这一届多上了半年。

在我上学之前，都是春季招生，恰在那年改在了秋季。经过了近一年的观察，也许是因为我家离学校较近，抑或是我的心较细，总之，入冬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班主任陈老师（名字我忘记了）把一枚钥匙交给了我。这枚钥匙，陈老师已用一根棉绳系好了，我就自豪地在同学们艳羡的目光注视下挂在了脖子上。这其实是一种责任所在。夏天要在恰当的时候把教室的门打开，太早了不行，晚了影响上课也不行。冬天则须早早到校生火炉，标准是要把炉板烧红。为什么要把这枚钥匙挂在脖子上呢？那时我们的衣裤口袋都装满了要做游戏用具的羊拐、玻璃球等小玩意，不多久就能把口袋磨穿了，这样的口袋里老丢东西。把这枚钥匙挂在了脖子上，是一种最稳妥的办法。

越是到了数九隆冬，易发的夜长天短。做了这份兼差，就得早起。若超近路，总是一个人黑灯瞎火地走在一条小巷里，通常能听见的就只是自己的脚步声，偶尔的几声野猫尖叫，早起人们的开门声，内心里也不免惧怕。终于熬到了开阔处，却又要路过一礼堂，年前这里上吊过一老光棍，想起来更加周身寒彻，不由便扯开喉咙大声唱歌，信口无腔地乱唱，只为了自己能给自己壮一下胆。这是一位维吾尔族大哥哥告诉我的不二法门。屡试屡爽。十多年后在部队走地形学，大家必须只身穿越一个乱坟岗，找到白天便被队长放置在地图上标明之处的三张纸条，我还用过此法。引来四野狗吠。我发现，人有时最怕的是寂静。

陈老师很能操心。那年代的语境是说，很热爱集体。个头不高的她（一米五左右），面色黑黄，梳着那年代最为流行的女运动员的齐耳短发。多大年纪没法判断，好像有三个孩子，只记得一个比我高两级，一个在同年级的五班，叫毛旭，个子也不高，很瘦弱。有回见毛旭没完成作业，站在门外瑟瑟发抖，俄而，就不敢稍做耽搁地拎着水桶向水房走去。那是陈老师在罚儿子去提水。因为不甘，毛旭当然是一路泪汪汪的。陈老师虽然很严厉，但人很精神，常见她精神抖擞地背了一个浅黄色的帆布口袋，隔天总会露出一柄黝黑的斧头把。这样的情形通常都在下午，陈老师背来的斧子，是为了帮我劈梭梭柴或红柳根，以备引火燃煤用。晚上下班后，又连同学生的作业本一同背了回去。不用猜我也知道，她家也就只有这一把斧子。

这是一位我遇着过的心地最为善良的老师。满口是南方的口音，好像后来全家都调回南方了。陈老师看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第二天眼圈通红，不讲课了，声带哽咽，充满阶级仇地向我们控诉旧社会的苦，以期让我们牢记新社会的甜。更加努力地学习，将来以扎实的本领，建设这越来越美好的社会。

陈老师教我们生字时，为了使我们安静下来，总要使劲地用教鞭连连敲着黑板，不厌其烦地大声提醒道：“小朋友们尅（看）好，小朋友们尅（看）好。”

半年下来，不用陈老师尅我们，我们都会在上课铃刚停的片刻，安静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和黑板。习惯在于养成。这一点，令所有任课老师都很喜欢我们一年级三班。

负责生火炉我也有自己的乐趣，常会带些土豆，大蒜头埋在炉灰里烤，且当早餐。那时见不着红薯，红薯烤出来当然更好吃。每每在同学来校之前，我已尝过了这馨香美味，兀自吧嗒着嘴呢。

为此，我起得越发早了，把炉火也生得更旺，生怕一不努力，就会让谁抢去了这个好差事。二年级加入红领巾，这也算了我的良好表现。这差事我干了两年。三年级开学之际，陈老师便调走了，我至今还固执地认为，肯定回老家了。那天遇着一位在五班的同学，他和毛旭一直同班，据他回忆，陈老师是湖南人，好像调到江汉油田了。陈老师调走之后，还不出半个月，我们三班就被第一次被打散，我去了四班。学校重新排序后，我依旧在三班。但教室换了，班主任换了，春天的风都有些凛冽寒面了。

此生，我感谢这位陈老师，让我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责任。

我至今满口牙齿整齐，双眼不花，还是得益于陈老师。防治龋齿，预防沙眼，如何横刷竖刷，不要混用毛巾，也是陈老师一口一个小朋友地耐心教会了我们的。为什么她对自己的儿子没有更多的耐心呢？我回想，陈老师的心思全在我们身上了。但更多的，还是陈老师轻易对儿子不肯开口的深沉的爱的压迫，她想严厉育孝子。那年代，哪怕是对自己最亲爱的人，感情都不能抑制不住，放任自流。

我一直盼望，哪天有同学寻着毛旭了，也许就有机会再见陈老师了。肯定已过七十余岁了。

我至今仍然喜欢陈老师。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陈老师给我更多的，是言传身教。正可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因为陈老师特殊的身教，我感觉一旦受了影响，便受益终生。

我也很喜欢那间要带着钥匙才开得了门的教室。那间教室的后墙上有幅壁画，绘着毛主席去安源。那是一幅在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画。画中的毛主席当然很年轻，身着长衫，右臂下夹着一柄油纸伞，漫天翻滚的乌云之下，雄视千古地走在高山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