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望孙先生（5810字）

文/张林

妻非要今天上安达，已经计划好些日子了。她要买衣服，还要给老姐拿杀好的鸭子和大鹅。我决定陪她去，主要的想法是：去拜望孙喜伦先生。他主编文学副刊，没少编发我的稿子；每篇稿子的编发，都浸润着他斧正的心血。一想到他，我就对他心生敬意和感激。

一早起来，天灰蒙蒙的，还零星地飘着雪花。穿着羽绒服，在于德本小卖店处等车，我都感觉脖后生风。七点刚过，车就上来了。车上没几个人，上车随便坐哪儿都成。

售票员是个小女子，二十啷当岁。和妻搭着话，没有给我和妻起票的意思。仔细瞧去，我有点面熟，但叫不出名字。悄声问妻，她答是我教过的学生。妻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有了一点儿记忆。在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赶紧掏钱起票，咱决不能白坐人家的车。她起初不收，但我还是把钱递给了她。车上叔伯二哥家的亮子要给付钱，被我和妻拒绝了。

一路上，妻倒是跟亮子搭了几句话，无非问他现在在哪儿干活呢，今年能挣多少钱，处没处对象等一些琐事。亮子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主动地问这问那，我除了“嗯”几声，没发表任何观点。

妻有点儿晕车，在努力控制自己，上车前，如果不吃晕车药，早就吐到车上了。我也有点不适，尤其一停一走，早上只吃了几口蛋炒饭，空空的胃，更不经折腾。我的头也有些晕，强撑着身子坐在靠背椅上。

身后座位上的柴宝军吞云吐雾，让我很心烦，时不时地挥动手掌驱之。我不吸烟，对烟很敏感，而在许多场合，我又常常无奈地扮演间接吸烟者的角色。间接吸烟比直接吸烟害处更大。抽一支烟少活五分钟。许多时候，我尽量减少烟民们客观上给我造成的伤害，当然，主观上，我并不反对人家吸烟，我认为，存在即道理。不过，人们在公共场合，也真应该讲公德，而讲公德，最本质的就是尊重他人的存在。

到安达，我和妻都在住院处下车。因为去老姐家，在住院处下车最近。只有把妻安置妥当，我一个人才会该去干啥就干啥，一无牵挂。

在车上，我已和老姐通了电话，老姐坚持说她要在八点半左右下楼，在道口接我们。我说不用。我们一下车，我就见老姐在街口撒摸，我示意妻望去的同时，老姐也见到了我们，一身皂的老姐，一脸笑意地奔向我们。

老姐热情地招呼我也上楼暖暖身子再上街办事，我拒绝了。我笑着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把亚杰（妻）交给你了，余下的时间，我自由了，我要拜望一位朋友，有事电话联系。”妻在一旁随声附和。老姐见我有要事办，没再坚持。望着她俩有说有笑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感到妥帖、踏实和温暖。我先要把两件无关紧要之事办完，用最短的时间。

我首先去了电脑商店，依照单位同志姜亚东给我写的条子，把两张光盘买到了。一个是windowsxppropz，一个是office2003sp2。很顺利，只走了两家商店。以后，电脑做程序就方便多了，免得去别人家借。

从电脑商店出来，给大庆晚报安达分社的记者慕蓉丹打了电话，可惜她不在报社，说她在一同学家，准备求同学把她的电脑重新装一下，说她的电脑“瘫痪”了。她告诉我一会儿回单位给我打电话，让我先办别的事，她一再讲中午她请我吃饭。

放下电话，我决定现在就去报社，取一份报纸后马上去拜望孙喜伦先生，因为拜望孙喜伦先生才是我此行安达的真正目的。别的事，只是顺便。再说，我又怎么好意思让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请我吃饭呢？

大庆晚报安达分社在六道街南，在交通银行右侧第一个大门往里走，南侧的一排小房子就是报社办公地点。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中厅，往里拐，见第一个屋的门虚掩着，听见屋里有很小的说话声，我便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屋里靠窗，一年轻女性坐在靠背椅上，正坐在电脑桌前上网，看上去是一张熟悉的面孔，有点儿像以前的同志张洪微。她问我找谁？我自报家门，我是老虎岗的张林，请问谷淑敏记者在不在？她含着笑说道：“张林，我知道，经常给我们的报纸投稿子。”中年男子听说我找谷淑敏，他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让我稍等，说他去叫谷淑敏。他开门出去，在走廊，声音很大地喊谷淑敏的芳名，可惜，谷淑敏记者不在报社。我没有立即告辞的意思，说自己找谷记者也没什么大事，只是以前有过联系没见过面，到报社看看，取份报纸就走。中年男子给我找到报纸，向我介绍那女的，说这是我们报社的副社长，那女的自我介绍，我叫张春燕。握手之后，中年男子插了一句“笔名村言”。我含笑惊讶道，笔名村言我可太熟悉了，我以为是一位男性呢。他俩都笑了，中年男子说，许多人都以为村言是男性。我对张副社长说，有好久没见到你写的新闻了。她解释说，现在不下去采访了，采访的任务都是记者下去跑。

张副社长知道我是当老师的，很自然地同我聊起农村学校的事，没五分钟，她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安达三中一个初三学生家长打到报社的，向报社反映初三的一个政治教师把她家的孩子打坏了，孩子的脑袋迷糊，现在在市医院治疗，已经两三天了。只见张副社长记下联系地址走出屋，可能是安排记者去采访。就在节骨眼儿，我电话联系到了孙喜伦老师，孙老师得知我今天特意来安达拜望他，很高兴，说他现在在市政府政协办公室呢，让我马上过去，还说中午再约几位文友聚一聚，说他请客。提到他请客，我从心里感到自己此行的唐突，怎么好意思让孙老师请我呢？

与孙喜伦老师虽未谋面，但我们神交已久。这些年，通过电话、博客留言乃至文章的交流，我感到了他是热情而善良的，对朋友，能坦诚相待，没功利心，做事认真，为人为文皆朴实厚道。

从报社出来，我恨不得马上见到孙老师，我打车直奔市政府。原以为，市政府都搬到八卦城办公了，可孙老师在电话中告诉我，政府的许多部门还在原来市政府办公楼办公。孙老师说他在前楼一楼最西边的办公室等我。

我怀着跳墙的心境跨过市政府的铁大门，在甬路上没走几步，身后一着装男士从门卫室出来，问我找谁，我说找政协的孙喜伦。他问约好的？我答是。他一挥手。一边往里走，一边心在想：政府大院就是不同于其它地方，有戒备，不过，也没有想象那么森严。现在，政府职能已经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政府大楼外观朴质，也没想象那么挺拔、招摇和扎眼。

走进大楼中厅，里面很静，刚要往左拐，就见东侧值班室一个小窗拉开，一人问我找谁，我说找政协的孙喜伦，他说在一楼往里走北侧第一个屋。来到门前，门虚掩着，里面有说话声。我轻敲了一下门，随着一声“进”，我推门进去。偌大的办公室只一个人，正在接听一个电话，见了我，示意我坐在床上。我猜想这一定是孙喜伦老师。我侧着脸，向他望去，个子不高，微胖，干净的休闲装，没一点儿褶皱，一脸的慈祥。他见我坐定，跟电话那头的人讲，一位文友来访，咱们以后再联系。

孙老师放下电话，没和我谈文学，他除了给我找《政协会刊》和《大平原》杂志，就是找赠予我的几本书，接下来就是电话联系一些家住市里的文友，电话开头第一句就是“老虎岗的张林来了，中午我请客，大家聚一聚。”初次见面，孙老师就当我是很熟悉很重要的一个人似的，我顿时没了距离感，我的心里也忽然有种感动。

电话中联系的几位，我都熟悉，更熟悉他们的作品，见过面的有两位，一位是群众艺术馆馆长王立东，王立东老师说他在望奎参加一个书画展恐怕回不来，托孙老师向我表示歉意；另一位是市福利院院长李德军，说他已回家乡老虎岗吃猪肉了。

在政协办公室，晚报分社的记者慕蓉丹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中午她请我，说上午有一个采访任务暂时走不开。听说是慕记者的电话，孙老师接了过去，邀请她中午过来说他安排，电话中，慕记者说不一定，如果可能，再联系。

快十一点时，同孙老师从市委大院出来，他当然已经计划好了去哪家饭店，沿途过了几道街，到利达医院，想把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文件袋给了利达医院院长，可院长不在，他托财务室一位男子代转。

从利达医院出来，路遇几只“京巴”冲我们“汪汪”，孙老师童心未泯，对小狗的喜爱不亚于我，只见他俯下身，伸手逗弄汪汪不止的小狗，口中说道：“汪汪咬人，不是你该做的事，你应该做的是如何讨人喜欢成为人们的宠物。”语言诙谐耐人回味。从孙老师的一些细微的举止言谈中，我正一点点地走进孙老师真实的内心世界。

平时，拜读孙老师的散文，已成为我业余读书生活的一部分。孙老师的散文，人文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全景式的心灵体验，引领读者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通过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挖掘，弘扬人性的真善美。最近，他的第二部散文力作《触摸沧桑》出版了，这也是我专程拜望并向他表示祝贺的一个理由。

我随孙老师走进了一家饭店。

店面不大，但很清静。里面没旁的什么人，只有夫妇二人。男的在看报，看上去不是个粗人，我提到看书看报好，他说环球报最好，他一旁的妻子说每一年都要订两份报纸。提到报刊，我便有种兴奋感，我说环球报的价格不菲。

事实上，对报纸，我几乎须臾不能分离，我简直了如指掌。什么报纸哪天来，我都知道，就连邮政支局长李彦彬都很佩服。我每天都要亲自去邮局取报纸。今天周六来安达，不能上邮局，临走时我给儿子写了一个单子，一再嘱咐儿子把我写的报纸取回来。

女老板，个子高挑，说她爱看书。看得出来，她说话彬彬有礼，热情适度，有文化。进店后，孙老师去安排饭菜联系文友，我则坐下来，同这两位陌生的店主就像老熟人似的神聊起来。

这时，两个陌生人走进饭店，我以为是孙老师请来的文友，没等我搭话，他俩倒一下子认出了我，并热情地把手伸了过来，说道：“张老师！”原来，他们是我在文化中学教出的学生，其中那个个子很高，很胖的那位叫葛庆发。八九届的毕业生，学生的变化太大了，差不多二十多年了，我又怎么能认得出？借用一句古诗，那叫“物是人非事事休”。他俩好像同孙老师认识，葛庆发说他公司开业时，市政协还去三人剪彩了呢。孙老师问生意怎么样，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我插了一句“万事开头难。”

孙老师请来的几位朋友陆续地上来了，我们上了二楼。孙老师首先向我介绍两位五十开外的男性，坐在孙老师上首的是市政协秘书长政协办公室主任叶富省，坐在我下首的是市检察院的王龙（化名）；两位灿若鲜花的年轻女士，没等介绍，便站起来同我热情地握手说道：“张林老师你好，没见过面，但在博客上见过张老师的照片。”她们一位是李琴（化名），一位是袁春梅，都是我很熟悉的芳名。落座后，菜上来之前，大家便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似的，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

在安达，爱好文学并坚持文学创作的，是一个较大的群体，虽然大家都是业余写作，却更能内心敬畏文学，故而大家都很认真，并一直坚持，一点点深入下去。我们都工作在不同的岗位，都生活在相对比较狭小的天地，但写作上却没有局限了我们各自的目光。厚实的积累，让我们超脱，我们的作品不粘连于浅薄的赞颂，追求的是本真的表达，生活展示给我们的是多个侧面。我们都在服从内心的指令，为各自独有的体验躬身，营造出多彩多姿的文学画卷，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可贵。似乎在文学之外的我们，取得了更接近生态的亲近，因此，我们的作品里有烟火气，但绝对没有跟风和俗气，我们的方法是自己的，这样反而创作的路子走得更宽，成就了个人的，个性的特色。应该说，我们都是幸福的。

与在座的诸位，都是第一次见面，我不可能像他们那么随意。他们讲各自的生活经历，谈各自的诸多看法，我大都含笑应着，尽管我也时不时地插一句，但也尽可能委婉一些，恭维一些，根本不可能有逼人的力道和睿智，我在努力克制并包裹着真实的自己。

只有谈文学，谈一些现代作家作品，抑或是谈学校，谈老师，谈学生，谈对孩子的教育，我才游刃有余，可我毕竟是客人，其他诸位才是主人，我不可能畅所欲言。与其他三位男士比，我没人家资历深，他们都在政界摸爬滚打数十年，我和他们不可能顺利交流。倒是两位女士，对孩子的话题更有兴趣。

李琴的儿子正读初二，在四中读书，她说，她的儿子上学太早，玩心有余，学心不足。在学习上挺犯愁，她直言说孩子学习不好，还举了她儿子贪玩的例子，说孩子都初二了，会折下校园里的一个树枝，往树上扔，掉下来再扔上去，就连老师都说她的儿子跟小学生的玩法差不多，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我说孩子难得有一颗童心，有颗童心才会有真正快乐的生活，再说，早熟必生苦涩，什么都懂，像个小大人，不是什么好事，心清如水，才能专心学习。孩子的学习，当家长的也不能着急，所谓欲速则不达，家长要多引导，多鼓励，不要一味指责。

袁春梅在“北引”工作，业余时间进修法律，是个有抱负的女性，不太爱参加应酬性质的饭局，难怪叶富省当着大家的面都说她不是每请必到，建议她不要太要强，学法律也要考虑它的实用性。就连王龙也说，二十多科，还有八科没过了，不学下去她又感到可惜，说袁春梅那叫骑虎难下，王龙打趣说，袁春梅现在干脆不如说是骑“龙”南下了。王的一句哈哈，把大伙都逗乐了。提到孩子，袁春梅格外感兴趣，她的女儿在和平小学六年级读书，很出色，母女关系极好，她也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母亲，在教育儿女方面也相当有办法。她说有一天晚上，女儿要躺在地上望星星，她很高兴，也就一同陪女儿躺在地上望星星。袁春梅和女儿的那种平等，朋友式的关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帮助的，我对她的一些做法，给予了太多太多的肯定，尽管叶主任和王龙一再说她应该实际一点，作为一个女性，不要有太强的事业心，相夫教子最重要云云。

整顿饭，战线较长。大家的无拘无束地神聊，话题很广泛。酒桌上，除我外，其他五位，包括两位女性，都喝了白酒，我坚持没喝白酒，只喝了啤酒。如果连啤酒都不喝，怕扫大家的兴致。

我看表，都下午三点了，可不能再拖了，再继续下去就没回家的车了，我建议马上结束战斗，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叶富省主任诚意地劝我住下，晚上他请我。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我不能欠他人太多的人情，那样我的心里会觉得很不安。本来，这次来安达，我是拜望并想宴请孙老师的，可最后是孙老师算的账，而我，只能以实为实，算是欠了孙老师一个很大的人情，只能以后找机会补偿了，好在来日方长。

从饭店出来，我们互相道别。我径直奔车站。文化的车三点半发动，我赶紧上了一趟厕所。喝了差不多两瓶啤酒，一坐三个多小时，小腹早已鼓胀难耐。

在车上，我给老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踏上了回家的客车。老姐告诉我，留亚杰（妻）住一宿，好不容易来，明天回去。意料之中的事。这趟车，是个大破车，车上汽油味很浓，客车走走停停，我有些晕车。我强忍着，一个大男人，晕车，真有些难为情。下车后，冷风一吹，反而恶心得不行，我在道边吐了几口秽物。到家，儿子已把屋子烧得暖暖的，只是还没有做饭。

晚上七点半，在电视连续剧《情锁》播出之前，给妻子打了电话，说了一些没用的（就是开了几句玩笑），算是到家后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根据2007年12月1日的日记整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