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转（5158字）

文/张林

1987年9月，原文化中学校长孙德志调离中学，担任乡教育党支部书记；中心校主抓业务的王宝祥当了中学校长后，把我调到中学教语文，王校长希望把我调到中学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王校长对我的认可，一是我的写作功底,上中学前，我写过大量的诗歌作品发表，王每次到永利小学，总要过问我的诗歌写作方面的事，他对我格外关注；二是在小学教改经验交流会上，我的《改革课堂结构，培养阅读能力》的经验介绍，在他看来，材料好，发言也干脆利落，他十分赞赏,他和中心校校长汪云平曾私下议论：“张林的发言，都赶上演讲家曲啸了。”如此溢美之词，对我的鼓励很大。

我对王校长很感激。有他的认可，我调到中学后，工作上，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我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调到中学不久，教语文的贾树文承包校田地去了，语文教学，语文组的工作，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心人物。

教育党支部书记孙德志有意拆王宝祥的台，便通过与我十分对劲儿的王景富，没课时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聊，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孙德志的健谈，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对孙德志也渐渐地有了好感。后来，孙德志为写德育工作方面的经验材料，干脆连中学的招呼都不打，把我领到各小学抓素材。王宝祥知道后，十分反感。因为他与孙德志之间水火不相容，猜疑孙德志有意瓦解他的力量，王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明明白白地跟我讲：“今后不要跟孙德志接触！”我讨厌谁命令我，顶撞道：“你跟孙德志有矛盾，不能要求我也跟他过不去，你是我的上司，他也是我的上司，我不能得罪一个交一个。我们接触，根本不会影响你我的关系。”王校长火了，我也火了，我道：“你把我调到中学，我绝对会为你做事，我跟什么人接触，完全是我个人的私事，你无权干涉！”王见我噼里啪啦的，咋也说不服我，威吓道：“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找你爸去。”当时，副校长韩丽华也在一旁劝我，说王校长是一番好心，让我理解。我当然理解，问题是王校长不理解我。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王校长怕我成为孙德志的眼线。真是好笑，我不是那种人，王校长对我那么好，我又怎么能出卖他呢？我有我做人的原则，不做对不起王校长的事，也不做对不起孙德志的事，两方面我都不想得罪。

王校长认清了我的为人以后，非但不再限制我去见孙德志，还安排我做语文教研组长工作；孙德志呢，也知道我不是门口的鸭子，里外出出，说啥话也不背着我，我们在一起很少谈中学的事，我也尽量回避这方面的话题。我与孙德志共同的话题也很多，我调到老虎岗中学工作后，也未中断交往。

我与王景富不同，他给王宝祥做事，却经常与孙德志私下商量整王宝祥。王景富一直是孙德志往上捅黑材料的笔杆子，我和王景富上孙德志家，他俩到一块儿，总是罗织王宝祥的所谓“罪名”，他们知道我不会泄密，从不背着我，我也从来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王宝祥和孙德志，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王宝祥是个好人，没啥坏心眼子，办事找到他头上，他从来都是鼎力相帮；孙德志则攻于心计，心术不正，一天天净寻思整人，不过，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的“甩头”挺好，谈啥都挺有见地。要说“人”字，一撇一捺，有长有短，真的不是十全十美。

在文化中学，我的工作很出色，尤其任教研组长期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那是有口皆碑的。

王宝祥对我的信任，现在想来都让我感动：有些老师下饭店，常叫我跟着去，我签字，到王校长那就能报销。在文化中学那些年，语文组的同志没少下饭店，也只有语文组是个例外，难怪当时语文组的苏学艺老师曾深有感触地说：“我教语文十几年，工作上，从来没有这样顺心过。”那时，语文组受到格外的优待，其它组对校领导的意见很大，在语文组老师面前，总说风凉话。当然，校领导也因此承受了来自下属的许多压力。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作为语文组组长，我领着组员拼命地工作，校领导格外厚爱，我一心向往之，也乐此不疲。

语文组每次搞活动，校领导都要带上各组的老师参加，和老师们讲：学习学习。其它组的老师产生了逆反心理，渐渐地孤立我们，王校长也渐渐地失去了民心。这是我不愿意看到和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在文化中学，我的出色表现，引起了老虎岗中学马祥坤的注意。两个中学开运动会，几次借旗还旗，几次与马校长接触交谈，他看我是个人物，当教初三语文的柴晓山上安达二中教课一走了之之后，大概在1990年9月上旬，马校长和副校长张永先便到供销社，让我的妻子给我打电话。

文化中心校的会计孙志叫我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学生上课。电话里，妻子非常兴奋地告诉我，马上请假回来一趟，说马校长决定把我调到老虎岗中学教语文，说已经定下来了，就看我的意见了。一个民办教师，尤其没做任何努力工作，与老马不过唠几次嗑而已，说调动就调动了，我都不敢相信。

早些年，宋文福当老虎岗镇书记的时候，一站之长的父亲曾找过宋书记，我也曾上宋书记家串过门，都没能调过来。

我跟王宝祥校长请了假，说有急事，回一趟家。我到老虎岗中学，见到了马校长，他跟我简略说了办调转的事，他让我拿定主意，如果我没意见，让我立即让校方开调转证明，马校长说初三的语文课已经停一周多了。

我除了说了表示感谢的话外，让马校长给我几天时间，自己是任用教师，不同于自用教师，我得让中心校开调转证明。

工作调转一事，我先跟父母说了，二老都不同意我上老虎岗，他们说老虎岗人生地不熟的，在文化中学干得好好的，还说妻子不会干长，将来把家搬回文化生活，哥兄弟之间还会有个照应。爸妈这样说，我有些二二思思的。

我跟王宝祥校长说了，他感到很意外，当即冷下脸来：“上老虎岗干啥？马瞎子连瘸子都用，能重用什么好人？你在这，我对你咋样呀？”当时，我很矛盾，有些举棋不定。妻子当然一百个希望我调过去，但她不表态，说过不过来让自己拿主意，说她可不落那个埋怨。

要调到老虎岗的消息不胫而走，老师们知道了，一些学生也知道了。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我的语文科代表张丽娟同学给我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张老师，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也没必要刻意地安排自己的人生，让一切都顺其自然，结局也许会更好些。”一切都顺其自然，结局会更好些，这话深深地启发了我，那就顺其自然，我不能失去这次机会，我要上老虎岗。

我首先找到中心校校长汪云平，汪说：“你是民办，到那干啥呀？在文化干吧。”我陈述自己的理由：我家在老虎岗住，我的妻子是老虎岗供销社职工，东跑西颠终不是长久之计；好在，马校长那正缺人手，执意要我。汪校长劝道：“文化中学哪对不起你？在这干吧，你若实在要走，宝祥那头你先说通。”我再一次找到王宝祥校长，跟他说我决定上老虎岗中学工作的事，王校长跟我明确交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啥呀？你上那教毕业班，那咱们这的毕业班谁教？你来回上班才十二里地，净走公路，不比前卫村的老师近多了吗？！”与王校长没谈出任何结果。我有些泄劲了，为开调转证明，我已经跑半个多月了，汪、王还是不撒口。

老虎岗中学虽缺人，但也不能总等着我。下班，我找到马校长跟他交代，如果能等再等一周，我再做做工作，如果还拿不到调转证明，就另安排别人。我想去找找文化乡的党委书记孙振国。

当晚，我正伏案写申请调转的报告，张永先副校长和柴晓山登门，张校长说：“你写那个干啥？干脆过来算了，不给开调转证明，你就过来，什么任用证不任用证的，到这，政府不给开任用证月补贴，咱们学校给你开。”我说：“张校长，不是那么回事，我在文化是任用教师，一走了之，到老虎岗就成了自用教师，将来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第二天，我到乡政府，找到孙振国书记，孙书记跟我说：“汪校长和王校长跟我说了，不想放你走，你实在要走，就别带证走。”我说：“不带证，我根本没必要找这个那个的，两位校长不同意我走，是看得起我；人家要我，我不去，那就机会解决两地生活了。”孙书记沉思片刻，说：“这事，你跟汪校长谈谈，我让他全权处理了。”

从乡里出来，在中学大门口，见到了“忘年交”——中心校副校长于洪文老师，问调转的事咋样了，我如实相告，他说：“张林，不放你走，这是好事，你就别硬走了，将来走不成，反而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这话也有道理，但当时，我去意已决，但凡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努力争取，尽力争取。

此后，记不清，我和妻子往汪云平校长家跑了多少趟儿，我认准一个理，汪校长的工作做不通，谁都不好使。我不能放弃。

有一次，汪校长不在家，我跟汪的老婆谈，意在让他老婆吹吹“枕边风”，跟汪的老婆，我确实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尤其不该说老虎岗中学不能总等我，如果调转不成，我会恨汪校长一辈子云云。

我再次找到汪，他见了我，很气愤地说：“张林，你还威胁我的家人！”我解释说：“汪校长，我是心急了些，但你想，老虎岗都停快一个月课了，我能不急吗？说了些过头话，还望您多担待。我知道，你们执意留我，是舍不得我，我非常感动，不过，也真是没办法，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我妻子的工作办不过来，我也不能总这样跑下去，迟早还要上老虎岗。实在不行，你想想办法，把我妻子的工作给办过来，不能教课，你给安排烧烧炉子扫扫地也行。”汪校长被我说乐了：“那可办不过来，嗐，真是没办法，这样吧，你回去写个申请，我跟王宝祥校长说说，看能不能放你。”我和妻子近二十天的“车轮战术”，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异常兴奋。

来家，我立即写好了调转申请，妻子所在单位的一些姐妹帮着出主意，叫我第二天拎东西去，省得汪“反桄子”。其实，真是多余，汪和王两位校长不放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从工作出发。妻子倒也真的花了五十块钱，买了几样东西。

我们拎东西去了，汪校长和家人说什么也不收，并一再重申：不同意放我，是想把我留下。汪校长提笔写了个条，让我找会计孙志给我开调转证明。从汪校长家出来，我和妻子异常高兴，感觉天空格外蓝，阳光格外明媚……

拿着汪校长的字条，到中心校，没找到孙会计，说上安达了，得明天能回来。只得回单位，同志们问起，我没透漏半点儿消息，怕王校长知道后，从中“作梗”，毁了这“一线生机”。

来家，我几乎彻夜未眠，说不上为调转一事有了眉目而兴奋，还是为要离开工作多年的文化而怅惘……

次日一早，我到中心校，找到孙会计，当接到调转证明的那一刻，我忽然如释重负，一颗焦灼的心，顿时平静如水。

我刚要出屋，孙会计说：“张林，等一下。”他哈腰从写字台下边拎出个兜儿，说：“张林，汪校长让我把东西转给你，他说他不能收，不给开调转证明，都是王宝祥校长要留住你，没想到你的去意这么坚决。”其实，我也明白汪校长和王校长的心思，他们完全是想留住我，无论什么时候，我对他们都心存感激。

那天，孙会计说啥让我把东西拿回来，我说啥也没拿，但愿汪校长能理解我，我丝毫不怪他，他迟迟不给开调转证明，根本不是想揩我的油，再说，我那点油水，对一个中心校校长来说，九牛都不值一毛。况且，我拎东西是在汪校长答应给我开调转证明以后的事。咱说话得凭良心，汪可决不是因为我拎那点儿东西才给我开调转证明的。

王校长把我调到中学，就是希图我能为他做事，本来干得好好的，本来他对我也是好好的，我突然提出要上老虎岗工作，无论从感情还是从工作角度讲，他都不想接受，都不能接受，我完全能理解。

与王校长摊牌话别的时候，我拿出一条烟给他，一再谈到对他的感激，说你不把我调到中学，我不会有今天的作为，更不会有老马的认可。王校长见调转证明都开了，只得说：“别看你拿到了调转证明，你得给我再上一周课，等我安排谁教课了，你再走。”我笑了笑。

这时，汪校长走进校长室，瞧了瞧我，跟王校长说：“张林要走走吧，你安排人吧。”我再坐下去大家都尴尬，我跟二位校长打一声招呼走出了校长室。我的心里很不好受，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与两位校长相处多年，在小学教学时，他们都很推崇我，结果我却毅然决然地要上老虎岗工作。嗐，不是我无情，不是我不珍惜友情，我也真是没有办法，这个机会对我也真是太难得了。

此后许多年，每次回文化，我都尽量避免与汪、王两位校长见面，我辜负了他俩的一番诚意和好心，我辜负了他俩对我的厚爱。

现在，有些知情的同志常对我讲：说我不上老虎岗，在文化干早干上去了，这话倒未必。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不上老虎岗，也许比现在的情形还糟糕。文化乡那些年，兵荒马乱，那地方的人勾心斗角，人员的流动性也大，我未必适应。不过，也不一定，我常说，人的适应性很强。说实在的，调到老虎岗，一切从零做起，我也确实遇到并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锻炼，这也是事实。

做人，不能和自己过不去，认准的事，就做下去，不要整天地想来路，过去就让它过去，重要的是要走好现在的路。我曾在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孤独，想哭，想一样东西，一个人，都可以，但不能沉于其中，必须也是能够做的只有想办法解除它们，之后会惊觉天很蓝、阳光很暖，而人群很值得爱。这种新天地的感觉会摘去眼中的每一滴泪水，这不是让人压抑强颜欢笑，而是使自己在博爱和对人群的宽容中通体透明、不再有悲哀而痛苦。

 注：根据我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前半生》整理。2022年4月12日晚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