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发帖举报28次被抓”的忧虑

文/洪巧俊

一

有网友曾对巧哥说：“我们村污染严重，环保部门无视，村干部拿了钱帮污染企业看门说话，当我们要举报，村干部警告说，你们敢上访就以‘恶势力犯罪’抓你们。洪老师，您说我们该这么办？”

以前我不怎么相信，就算村干部胡作非为，当地司法部门也不会这样做。

但看了“女子发帖举报28次被抓”的新闻，我又不得不相信。

因为陕西省石泉县女子李思侠发帖举报28次后就被抓，当地官方还高调审判宣传成“首起涉恶案”的典型，这也是该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的真正之因。

新京报报道说，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双喜村的李思侠、张海成、魏智波三人，多年以来通过网络发帖、举报等方式，反映当地石料厂污染环境、损毁道路情况，还一度参与组织村民在村道设立限宽墩，限制矿山车辆通行。

2019年2月12日，三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当地官方一度将该案宣传成“涉恶案”典型。虽然，法院一审认定“不属于恶势力犯罪”，但是仍旧认定三人构成“寻衅滋事罪案”。

环境污染，影响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维权有错吗？

当地政府不作为，污染企业仍在生产和污染，上访往往被阻止，就在网上发帖，可发帖也是有风险的。

过去都说“上访不如上网”。现在看来，上网也不行了。

 “女子发帖举报28次被抓”的事件，石泉县官方高调审判宣传成“首起涉恶案”的典型，显然是为了震慑上访者，你看看李思侠发帖都被抓了，有了这样的“先例”，谁还敢去上访与发帖？

二

早在2010年11月9日，巧哥就在燕赵都市报发表了《上访后被开大会“示众”尊严何在？》一文，讲的是陕西富平县两名普通农民段定梅和乔转丽曾因征地等问题，多次赴京上访，之后被遣返回乡，一人被警告，一人被行政拘留。

更让她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日，她们被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围观者逾万人。官方称，这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

把上访者放在广场上“示众”，显然有示范效应，其目的很明显，杀一儆百，取到“教育人”的效果，谁要是去上访，这就是“下场”，其威慑作用不可低估，也是棋高一着，因为他们这些做法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其意很明显。

上面要追究责任，法不责众，追究谁呢？

即使要追查领导责任，处理也是非常轻的。这就是富平县官方为何要旗帜鲜明地说这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这种“示众”，这种“集体研究的结果”一旦被效仿，公民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就会越来越多。

对于上访的方法如今也是五花八门，比如非法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人家却说这是“学习”，把你丢进精神病院是“再教育”，限制在景区叫“旅游”。

这些都是一些地方官员对付上访人员的做法，媒体已经报道过不少。

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这样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再教育”和“旅游”，都是不违法的。

三

一审法院认为，李思侠纠集他人目的是针对石料厂“强索”各种费用，其“欺压百姓、为非作恶”的特征不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恶势力”的认定标准。

这无疑是对当地行政风向的一种纠偏，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不纠正，这种做法就会被效仿，甚至会滥用，这才是最可怕的。

如今“寻衅滋事罪案”在一些地方成了一个筐，似乎什么都可装。

《刑法》第293条对“寻衅滋事罪”有明确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而李思侠、张海成、魏智波被诉的罪状是“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村民，向政府表达诉求；上网发帖举报；短时间里在村道设立限宽墩等。”

村庄遭污染，他们表达诉求，难道也有罪？

石料场本存在违法问题，对当地造成了污染并且压坏了道路，他们是维护自身利益，在村道设立限宽墩也有罪吗？

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在公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寻衅滋事罪”适用进行了严格限定。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是“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从社会危害上说，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起哄闹事的时间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显然，李思侠、张海成、魏智波这些行为并不符合《刑法》对“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也不适用这个“解释”，又怎么能对李思侠、张海成、魏智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一年两个月、十一个月呢？

宣判后，被告人当然会不服要上诉。

四

公民的维权行为当然应该在理性、合法的框架内，但也不该让公民的维权行为动辄得咎、尤其是动辄上“刑”。

依法上访，是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当公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却被警察押着“示众”或上“刑”，这都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

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法》第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信访是公民的正当权利，本受国家法律保护，而且也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如今在一些地方不是“桥梁”，而是“对垒”。这种“对垒”，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也是激化群体事件的一个因素。

“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解决的，要竭尽全力去解决；无法解决或者要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地劝导说服；对于确因政策失当、决策失误、侵犯群众利益的，要据实向群众承认错误，及时纠正，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从而使群众的不满情绪积淀并不断激化”——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的教训时说的这番话，至今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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