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的尬局与医保制度的贵贱

洪巧俊

这一段时间，寻找救助的又多了起来，于是接到生重病需要救助的报料越来越多，每次的记者报题，都让我都有一种沉重感，心里很纠结？为啥？先看我之前写过一文就知道。

这是我 2012年11月1日发表在《新华每日电讯》的《做救助报道的困惑》：

每次在报社接到救助电话,我们都感到很焦虑,报道还是不报道,需要做出艰难抉择。这种抉择,不但让我们深感困惑,而且让我们心生伤痛。

　　自从报社成立民生部并且公布报料电话以来,每个月都会接到不少求助电话,打电话的人希望媒体帮忙呼吁,让更多热心人伸出援助之手,从而获得更多的捐款。刚开始,我们对这种求助都进行了采访报道,热心读者纷纷捐款。但随着报道逐渐增多,热心人不再那么热心,而是渐渐变冷。

　　现在,我们报道后,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救助者也无法获得急需要的捐款,有的只收到几百元钱。这对于那些病重住院的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以致他们常常都会由希望变成失望。不知是不是读者看这样的报道多了,爱心也变得疲劳了?

　　更困惑的是,我们帮了人却被人骂。那是一个上午,女同事一边接电话,一边流着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上个星期写了一篇救助报道,一位躺在病房里的阿姨急着要钱交医药费,说没有钱医院就要停药,她以为报道了立即就会有人捐款,没想到等一个星期才收到两千元,这还不够支付三天的医疗费。那位阿姨很失望,于是大骂记者没水平,骂我们媒体有个屁用。无论同事怎么解释,她就是一个劲地骂。

　　于是,我们就救助性报道专门开会商讨,并对以前的报道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梳理发现,学生需要救助的效果较好,几乎都获得资助,资助人大多数愿意一直资助到学子大学毕业,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几个人争着要资助；但对于生重病求助的,就没有这么热,有些报道受到的关注冷得让人心寒。

　　今年8月18日,对于饶平县大埕镇上东村陈创维一家人来说,是一个残酷的日子。年仅22岁的陈创维,被诊断出“骨髓符合再生障碍性贫血改变”“真菌败血症”。其时,距离陈创维从大学校园走上职场,还不到半个月。他的妹妹陈创娟为哥哥做了骨髓配型,且配型成功,但骨髓移植手术整个过程的治疗费用至少需要60万元。我们决定为他呼吁,并连续做了5次追踪报道。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陈创维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60万元很快凑齐,这个才踏出校门就身患恶疾的年轻人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但这件事,让我们感到欣慰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因为这条新闻,引起了一位老市委书记的关注,他把2万元慰问金送到陈创维家后,才引起当地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陈创维是幸运的,但不是每个求助者都这样幸运。

　　做救助新闻本来就是行善,无疑我们是乐意做的。可没办法,你要是找不到好的报道方法,不能打动读者的心,即使报道了,也没人伸出援助之手,甚至不如不报道。于是我们被迫选择性报道,每当接到求助电话,就会细致地了解救助者的情况,分析判断报道后有没有效果。我们总是想办法尽量报道,可当我们写不出打动读者的东西来,往往不得不放弃。放弃是痛苦的,因为有一种负罪感。(作者注：今年多起报道，效果不错，今天追踪报道的一位年轻小伙子顺利完成换肾手术，那是因为我们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当我们看到挂在办公室市民送来的10多面锦旗，我们深感责任更大。)

　　记得一年多以前,一位女士得了癌症,丈夫和女儿都离她而去,躺在病房的她感到孤独和绝望。住院治疗要钱,可她没有钱,于是打电话向我们求助。我们报道了,可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她每天打电话来,说要继续呼吁。我们对她很同情,却无能为力。毕竟,新闻也要讲究新闻规律,刊登求助的多了,效果不好,反遭读者质疑。她的主治医生告诉记者,她到了癌症晚期,再多的钱也只是多延续几天生命。

　　这让我们再次感到困惑了,不知如何去面对。这种救助对生命还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当生命危在旦夕,需要及时抢救,没有钱医院都能及时抢救吗?有的重病是不能拖的,等到我们报道了,热心人捐款了,病人也可能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结果钱花了,人也走了,这是多么悲痛的事。

　　我们需要做个案的报道,但我们更要呼吁制度性保障,那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老百姓生了大病,应该由医保社保来承担,承担不了全部,至少也应该是大头。不能一人生病,全家受穷；也不能把救治大病患者的责任,全交给媒体和人们的善心。衷心希望大病医保制度能尽快落实起效。

看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因为这种通过报道获得救助还是要凭运气，有它的不稳定性，只有制度性的救助才有保障。因此政府必须加快大病医保制度的全面落实。

再看下面的相关报道：

深圳市人民医院外科大楼，被网文披露单独建立一栋七层小楼上万平方米，设为干部保健病区。南都记者昨日探访这栋七层小楼，楼内确实别有洞天，设立多个单人病房以及套房，最贵的一套病房每天价格为3880元。据医务人员介绍，除了接待干部外，普通市民如果有钱也可入住。(2013年7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据新华社调查，多地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呈现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而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同样严重。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举例，有的领导仅得了一个普通感冒，就要求吃好几种药，并且要求住院输液。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2013年08月16日《新京报》)

中国社科院2006年一份报告曾爆出一个惊人数字：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且“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等，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自己交10元钱，政府给每位农民补贴10元钱，9亿农民也只要90亿元，9亿农民的医疗费只相等于这40万名干部的五分之一还少，有的地方政府连10元钱也不拿。本来一个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其生命健康权是不该随身份高低而产生如此落差的。但农民的命就是如此不值钱。(2009年9月11日金羊网)

这3880元的病房对于干部是全报销的，但却是普通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当然住不起；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当然不是他家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也就不奇怪。一方面是穷人缺医少药，一方面却是权贵浪费昂贵的医疗资源。

接着我要讲一下李光耀的故事。

李光耀是新加坡前总理，他在著作《李光耀观天下》说到“能活着很好，但是人终有一死。年轻的时候，谁愿意去考虑死亡？但是，我已经89岁了，我必须要直面这个话题。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终结是伴随着心脏突然停跳，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来快的。”

于是提前做了一份预先医疗指示(Advanced MedicalDirective)，意思就是如果他有一天陷入那种必须插管维持生命而又不可能再恢复健康的情况，那么他的这份预先指示就授权医生为他拔管不再继续维持，让他能死得利索点儿。他和他的律师还有医生一同在这份档上签了名字。他说：“如果我不签这个东西，那么将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医生会尽一切努力留着我一口气，这事儿我以前就见过太多。我小舅子当年就是在家插着管，他老婆身体也不好卧病在床，他靠着这个维持了几年之久。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医生和家属总是认为病人只要还有口气，能维持就尽量维持。对此我不同意。如果人总有一死，那么在我已经不行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死来得快一点；而不是弄了跟管子从鼻孔里插到胃里，人神志不清的像半植物人一样只剩下一口气。这样活着，无异于一具能喘气的尸体。”

    问题是当今，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有多少高级干部是“弄了跟管子从鼻孔里插到胃里”而维持生命的？有多少是住一次院就要花费几百万元？

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不像中国如此厚此薄彼，但作为前总理的李光耀是为了节省医疗资源。假如我们的干部都能像李光耀这样，850万以党政干部能占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的80%？很多穷人是等着救命钱，一个300万或许就能救活几条生命。

李光耀的“预先医疗指示”是一份良心档，他的做法是我们值得效仿而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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