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从2005年11月就开始进行了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在今年10月12日，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成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的先行者。报道说，“由于公款接待费用敏感，武汉市只要求其和单位内部公示满足单位群众的知情权，而非向社会公示。”（2006年12月11日《新京报》）
武汉市试水公款吃请公示制，的确“看上去很美”，但要说这个公示制有多大的效应，恐怕连武汉市党政机关里的人，也不见得很有信心。因为这个“公款接待公示制”是一种内部公示，只满足单位群众的知情权，显然也就“无痛感”。
有一种罕见的病叫“无痛感症”，但“无痛感监督”却是我们社会常见的病。前者是布罗卡的“噩梦”，因为她即便是嚼破了舌头、咬烂了嘴唇，自己也全然不知；后者则是我们社会的“痼癣”，说到底，“无痛监督”就是没有切肤之痛。
笔者曾在党政机关工作十多年，对于单位的吃请款，就是不公示，也基本知道一年要吃请多少公款。有句俗话叫做“习惯成自然”，本单位的人早已习惯领导招待吃请，也就“顺其自然”了。就是公示了领导招待了不该招待的，本单位的人也奈何不了领导，就算有人举报，上级部门能对本单位领导通报批评一下，补上吃请的款，处罚算是比较严厉的。哪象人家外国，超标吃喝就要“丟官”。芬兰国家银行行长吃了“鹅肝”，而丢了官。假如超标吃请就“丢官”，内部公示还可能有人举报，只是通报批评，吃喝的官还在，谁还敢去举报监督？
公款吃请一直是我们社会难治的痼疾，至今也没有寻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医治方法，以至我国每年吃请招待要花掉几千亿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指出:制度是存在路径依赖的，改变制度，必然要有人支付成本。假若改变制度带给当事人的收益，不能大于成本，那么制度变迁就不会发生。如果我们治公款吃喝能像芬兰那样严厉，超标就丢乌纱帽，我看就没人敢超标招待吃请。
“接待费是党政机关内部事情，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向社会公示。”这是武汉市工商局的吴处长说的一句话。这说法其实很荒谬，党政机关的经费来自哪里？来自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都是纳税人的钱。现在从上至下都在讲构建和谐社会，我认为厘清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形成良性、有序的互动，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上面的那位处长的话，很显然是没有厘清这种关系，也是这言论一出就激起公愤的一个重要原因。吃请招待，要政府官员自己“觉悟”很难，只有纳税人强有力的鞭策和监督才是根本。武汉市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遭到了几乎一边倒的质疑，是因为只有政府在说话，而没有纳税人的声音。其实政府一项制度的出台，政府要说话，纳税人更要说话，只有这样，双方的信息才能互通，才能减少政府与纳税人的摩擦和矛盾，从而达到“和谐统一”。因此说，公款接待公示制度作为一种政府的行政行为，应该广泛听取纳税人的意见，不论是在决策、执行还是在监督过程中，都必须时刻注意政府行为的民意基础。只对本单位公示的制度，其民意基础的局限性也就可想而知。但就目前来说，大多官员还缺乏这种认识，而纳税人也很少把权力和义务高度统一起来。人们常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的千百双眼睛就是阳光,让公众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中来,参与到对公款招待吃请的监督上来，就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防止腐败。所以说， 只在单位内部公示、只满足单位职工的知情权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部门公款接待情况应当同时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才能真正地遏制公款吃喝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