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小说家在小说中老去

——由张炜近期中篇小说谈起

石华鹏

　　当一个小说家在小说中老去时，他的小说会呈现何种特质？有哪些表征标志着小说老去了？这些问题不是一两个小说家面临的问题，它有某种普遍性，而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可能解开中国当下小说原创力下降和小说新人难以“冒出来”的症结。

　　一

　　许多事实已经表明，写作是一件异常残酷的事情。残酷在哪里呢？首先，写作者必须与读者“纠缠”，让自己的作品对读者有持续的吸引力，一旦哪一天你的作品落伍了，读者会毫不客气地抛弃你。其次，写作者必须与自己“较劲”，与名利“较劲”，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创作水准在往前走而非后退，写作者须时时与自己“过不去”，同时写作可能让你收获名利，也可能让你一事无成，是躺在名利的温床上与写作渐行渐远，还是在一事无成中砥砺前行，都是一种残酷。再者，写作者和他的作品还必须与时间“搏斗”，作品的敌人是时间，作品的朋友也是时间，作品与时间，是一对摔跤手，如果时间把作品打败，它们将成为敌人，作品也将被时间抛弃，成伪作品；如果作品把时间打败，作品和时间将会成为一对亲密朋友，作品也成真作品，与时间一起存在下去。想靠一劳永逸在写作这条道上“混”，有些难。

　　之所以生发出以上这点感慨，激发点有两个：一个是直接激发点。前不久，我在读了张炜先生的《你在高原》第八部《曙光与暮色》———总有人抱怨　《你在高原》太长，但对一个真正喜爱阅读、享受阅读的读者来说十卷本又算什么长呢，小说如果精彩美妙，一千万字也不长，如果读不进去，一百字也嫌长。我不加选择，随手从十本中抽出了《曙光与暮色》，当时想，任意挑一本，如果能像磁铁一样吸引我阅读下去，另外九本也不会放过，遗憾的是我没再翻开其他九本———之后，接连读到他最新发表的两个中篇小说：《小爱物》（《北京文学》2013年第9期）和　《千里寻芳邻》（《长江文艺》2014年第2期）。这两个中篇加上那个长篇，我有一个感觉越来越强烈：如果张炜先生不是为了写而写，有那么点“为赋新‘作’强说愁”的话，那么就是张炜先生作为一个小说家在小说写作中确实显露了那么一丝老去的迹象。曾经激情澎湃的小说家终将用小说暗示自己正慢慢老去，写作这件事儿就是如此残酷。

　　另一个是间接激发点。我有一种感觉，在所谓的主流文坛或者说体制内文坛，中国小说界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您看，当前活跃在文学台前的绝大多数是1980年代成名的那拨儿小说家，今天他们六十岁上下了，当着各级作协的主席、副主席，人脉资源丰富，无论写出一部（篇）什么样儿的小说，都不愁发表、出版，只要有小说面世，总有一批评论家第一时间站出来一如既往地肯定、赞扬，然后是研讨会，然后是这奖那奖揽入怀中……然而在这热闹的背后，是他们作品的冷清，他们受到圈内高度赞扬的作品并没有卖出去几本，也没有在读者那里获得广泛阅读和赞誉，在出版人那里我们总能听到“某某著名作家小说只印几千册”的声音。当然，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年龄并不是问题，一百岁了你能写出创造力十足的作品也不老，我所谓的文坛“老龄化时代”，是指那些风行文坛几十年的老作家，如今写出的小说，不是题材重复自己就是思维僵化，叙述缺少才华和洞察力，实质上那些小说已经同小说家一道老去了———这一真切存在的现象，激发了我以上的一些感慨：小说家老去，他们的才华老去了，他们此时写就的小说也老去了，问题是，评论家与小说家以及相关人士，不约而同地对此缄默不语，他们不会点破这层窗户纸，在隐瞒着什么，回避着什么？

　　二

　　在这里，我并不想条分缕析地来阐释张炜先生的最新中篇《小爱物》《千里寻芳邻》有多么不尽如人意，读来让人多么不自在———这样做不难，意义也不大———我想表达的是，在这两个小说以及《曙光与暮色》中，我读到了一种疲惫的气息，写作者的疲惫所带来的小说的疲惫，小说观念、小说思维、小说表现力都显得心余力拙，那么这种疲惫和心余力拙是否意味着某种老去呢？当一个小说家在小说中老去时，他的小说会呈现何种特质？有哪些表征标志着小说老去了？这些问题不是一两个小说家面临的问题，它有某种普遍性，而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可能解开中国当下小说原创力下降和小说新人难以“冒出来”的症结。我企图用张炜先生的两部小说当标本来阐释这一问题，对文不对人，张炜先生是我敬重的作家，他对文学的虔诚和专注是令我辈膜拜的，我想他对我的一些说法会予以包容。

　　《千里寻芳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小猪春兰和狸猫球球是海边村子里的一对挚友，它们拥有离了对方都是茶饭不香的那种友谊，但是球球被我“远在城里的”“模样吓人的”舅母看中了，被带到了城里。春兰和球球彼此的思念让球球在城里一天也呆不下去，再加上球球不喜欢“城里到处飞扬的尘土”，讨厌城里装模作样的舅母，球球决定“逃”回海边村子里，千辛万苦，球球回来了，和春兰“拥抱在了一起”不再分开。

　　《小爱物》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海边的果园里有一个古怪的看园人“见风倒”，与一群调皮的孩子相处得并不融洽，果园里出现了“会飞，有手，是走兽还是飞禽”的妖怪“小爱物”。奇异的事件发生了，单身的“见风倒”与“小爱物”好上了，这是村里人不可接受的，民兵抓住了妖怪“小爱物”，就要一级一级往上送的时候，小孩们放走了他们心中可爱的“小爱物”，一切归于和谐。

　　我用几句话复述了两个几万字的小说，这种做法有可能遗失了小说的精彩，也有可能过滤了小说的乏味。就故事来说，这是两个逻辑简单的故事，尤其《千里寻芳邻》甚至有些幼稚，但故事本身没有高下、好坏之分，一个平常的故事可以写得千转百回，一个奇异的故事也可以写得趣味了无，关键在于故事展开时是否说服读者、感染读者，让读者沉浸于故事中，与人或物同悲同喜。读过这两个小说之后，我认为张炜先生做得并不好，两个小说一个共同的问题在于：作者笔下的人物和动物都只是作家手中的“提线木偶”，他的“指挥意识”过于强烈，人和物完全是按照作者的“意图”———思想意图和情节意图———来展开，这样便无法征服读者，读者被“晾”在一旁，无法进入到小说里去。拿《千里寻芳邻》来说，重在一个“寻”字，球球扒火车、遇到妖怪老太婆、遇到大山猫、乌龟驮过大河，真是逢山过山遇水过水，一点难度都没有，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老实说这样的编造实在是缺少一些含金量。

　　张炜先生强调这两个故事都是回忆童年的“异类的遭遇”，而且是儿童视角，并非儿童小说、童话。所谓的“儿童视角”，让动物说话，让它们感情炽烈，都没错，但儿童视角并不意味着让小说变得简单、肤浅，相反真正儿童视角的小说，能让大人陷入深沉而残酷的反思之中，一个孩童眼中的世界可以映照出成人的卑琐、矮小、肮脏，如果用儿童视角来掩饰一部小说的复杂，那就走偏了。这两个小说不但没把读者带入思考中，反而给了我们大团圆的和谐的结局。相反，这种美好的结局或许值得作者警惕，如果讲述不充分，这样的结局很难打动人，因为世间的非团圆非和谐早已根植人们的感同身受中，一部作品如此简单如此轻易地达成这一理想图景，会让人觉得不真实不诚实，毕竟这小说不是给儿童阅读的童话。

　　由此我以为，这两个小说是不尽如人意的，我甚至有些不厚道地想，如果把这两个小说署上另一个名字，寄往发表它们的《北京文学》和《长江文艺》，其结果将会如何呢？会石沉大海吗？再如果把它们贴到网上，会有什么样的阅读量和评价呢？关于小说的价值，法国的普鲁斯特有一句话一直在我心中，它可以用来阐释这类小说不尽如意的理由：“一种文学如果只满足于‘描写事物’，满足于由事物的轮廓和表面现象所提供的低劣梗概，那么尽管它妄称现实主义，其实离现实最远。这样一种文学最使人感到思想贫乏，感到伤心，不管它怎样连篇累牍地谈论光荣和伟业，因为它粗暴地切断了以下三者之间的沟通：我们现实的自我；保留其本质的过去的对象物；鼓励我们再度寻求本质的未来的对象物。”

　　三

　　当一个小说家在小说中老去时有哪些标志呢？虽然情形很复杂，但为了表达的方便，我还是想将这一问题的答案“简化”出来。

　　标志之一：“气”的断裂甚或丧失。那些出色的小说是有一股“气”贯通整部小说的，这“气”指气韵、气势、激情，可以读出来，感受出来，跟人一样，年轻气就盛，年老气就虚就弱，小说也是如此，气韵断裂或丧失，小说也就老了。《千里寻芳邻》的小说之“气”就是断裂的，球球逃离城市回到村子的过程，所遇的障碍，作者“安排”的痕迹太明显，而且叙述简单，如同“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之类的表达，另外，作者设计的这一系列受阻情节并没有超出读者的经验预期，所以说小说的“气”是断裂的。由此我想到我当年读张炜先生的《古船》时的情形，小说细节我早已忘了，但小说的那股“气势”至今留在我的印象中，小说直面现实的变革，人心的困境和挣扎,在年轻的张炜先生勇气十足的叙述中显露出来。《古船》是画卷一般“生长”出来的，四十多年过去了，而《千里寻芳邻》是“作”出来的，“气”弱了许多。

　　标志之二：思维大于形象，理念先于写作。当一个小说家喜欢在小说中没完没了地回忆，并不自觉地让小说冒出说教的题旨时，这个小说家或许老了，他们写了大半辈子小说，很清楚小说是怎么一回事，只要有一个思维，有一个理念，就会用一个小说来表现，殊不知在理念驱使之下的小说与这个活力四射的现实是隔阂的，是打动不了人的，这样的小说也老去了。不可否认，老去的小说家见多识广，理性分析能力强，但是思想陈旧、思维僵化的另一面也如影随形。我同意云南大学宋家宏教授对　《小爱物》　的批评，他认为“作家把自己悟到的一个理念推向了极致”———孤独的“见风倒”与非禽非兽非人的“小爱物”产生了奇异的情愫，并不符合文体自身的艺术逻辑，尽管张炜先生企图用儿童视角来证明故事的真实性，但这个小说的真实还是没有在读者那里取得合法性。

　　面对所列举的那般泾渭分明、丁丁卯卯，小说老去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您是否读到并感觉到了我们的小说界有诸多这样老去的小说呢？小说老去，其实是与小说家的年龄没有绝对的关系的，有的人很年轻，他写的小说已经衰老了；有的人很老，他写的小说却很年轻；当然更多的是，有的人老了，他写的小说也老了。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小说界存在着两个看不见的阵营：一个是老化的、板结一块的，以体制文坛为平台的老年小说家的世界；　还有一个是有创造活力的、草根的，以网络为平台的青年写作者的世界。但目前依然还是1980年代成名的那拨小说家的天下，虽然他们已经将近老去了，年轻的这一拨还没出来。让我不明白的是，当年他们二三十岁便名满天下了，当年也有一批小说“大佬”存在啊，他们出来了，而今天的年轻写作者又是怎么了呢？原因仅仅在年轻写作者身上吗？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