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写中国农民精神生活的大书(已发2013年5月5日《厦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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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应该算是《手机》的姊妹篇,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说法。同样关注说话,《手机》关注的是说话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信息传递的媒介;而《一句顶一万句》则更上一层楼,从形式上升到内容,它关注的是说什么。
说什么我觉得比怎么说更重要,一个属于精神范畴,一个属于物质范畴。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放弃了对农民物质生活的关注,他更关心他们精神上的需求,比如对于上篇里的杨百顺来说,吃穿虽然重要,但他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听到罗长礼的叫丧。罗长礼的叫丧让他魂牵梦绕了一辈子,实际上也影响了他一生的走向,即使在最后家破人亡,逃离河南去陕西的火车上,当别人问他叫什么时,他告诉别人的名字竟然是“罗长礼”。他终于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和自己的偶像联系在了一起,并在精神上获得了满足。
其实,最能表现小说主题的还不是作为主角的杨百顺,而是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刘震云用了一句河南方言来表达两个人说话是否投机,就是“说得着还是说不着”。说得着,肝胆相照;说不着,一句话嫌多。这也就是小说题目“一句顶一万句”的来处。小说题目虽然不够雅致,但却准确、传神。小说中杨百利因为和同学牛国兴都爱“喷空”(即侃大山),对上了胃口,就整日厮混在一起,后因故闹翻,杨百利又遇到了说得着的外地采办老万,直接就卷铺盖离开牛国兴跟老万走了,为的就是一个“说得着”。说得着说不着的魔力就这样大。下篇中牛爱国遇到烦心事,为了能跟说得着的战友掏掏心,也是一走上千里,不计成本代价,为的还是那个“说得着”。
一个人在世上能找到一个说得着的人其实并不容易,正因其不易,所以更加可贵。亲人虽亲,却不一定有话可讲;路上邂逅的陌生人,说不定反倒成了知心人。世间事大多如此。男女之间的事情同样如此,杨百顺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倒是生出理解,想自己女人肯放下一切跟别人跑,那肯定也是跟那人说得着了。想到自己的女人跟自己倒没什么话好讲,不由一阵悲哀。牛爱国如出一辙。
刘震云能从普通的说话入手,挖掘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并“白话”出这么一大篇小说,真是不能不让人佩服。据说刘震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就被同学们目为“大师”,他们为什么这样称呼他我不清楚,但是读刘震云的小说,确实给人一种极富智慧的感觉。无论是他早期的中短篇,还是他后来的长篇巨制,虽然着眼不大,但总给人一种四两拨千斤之感,并不会感觉其小,甚至感觉其大。他的语言走得也不是惯常的路子,不追求雅致和精美,而是类似古代的评书,用语极其俚俗,但并不会让人产生轻视之感,反倒读出一种大气来。这也都是刘震云的独特、可贵之处。
刘震云还有一点让我倍感亲切,他的小说往往把背景放在他的河南老家延津。即如这本《一句顶一万句》,上篇篇名为“出延津记”,下篇篇名为“回延津记”,一出一回,延津成了精神的原乡。看地图,延津在开封和新乡之间,离我老家并不远。书中提到的风物、使用的俗语我都熟悉,这样他的小说我读起来就更觉有味,甚至不时会出声用家乡话念出来。只是可惜,不懂河南话的读者就难以体会到这深一层的趣味了。不过,据说刘震云在读者见面会上,会用河南话读他的小说,那些心怀遗憾的朋友真应该找机会去听听。
《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2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