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王鼎钧的回忆录共有四部，因为时间和精力，我只选读了最感兴趣的第四部《文学江湖》。为什么将第四部的内容局限于文学，王鼎钧在自序里有说明，其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溃败至台湾，到一九七九年离台赴美，中间三十年，材料太多，全写显然不行，因而仅写了其文学生活。

对王鼎钧，恕我孤陋寡闻，以前并不了解，读了此书才知这是一个颇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其曾做过抗日游击队员、流亡学生、国民党宪兵，也做过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却在台湾以文立身留名。《文学江湖》第一章写到，船到台湾，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接待处找来几张稿纸坐在水泥地上写稿，稿子写完，没钱买信封邮票，直接用稿纸糊了个信封，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将稿子寄给《中央日报》副刊。不料过了几日，稿子竟然登了出来，王鼎钧这才切实感到有了生存的希望，也从此一步迈入了台湾文学界。

王鼎钧作为散文家，文风犀利，富于感情，材料也极其丰富，剪裁得当，读来相当过瘾。王鼎钧先后主编过多家报纸副刊，参与过“反共文学”、“乡土文学论争”等众多文学事件，与台湾文学圈关系密切，所以他这部书直可作为台湾三十年文学史看待。但是读后给人最大的感触却是，与其说这是一部文学史，不如说是一部文祸史。

国共战争国军溃败，蒋氏政权退守台湾“痛定思痛”，想出来的却是“索隐疗法”。王鼎钧说“我耳朵听《红楼梦》，心中想文字狱，专政下的文人都该读索隐派的红学。”“一九五一年前后，台湾治安机关患了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好像仓颉造字的时候就通共附匪了。”其实历代文字狱，搞的都是“索隐派”，都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有句流行语很可表现当时台湾的恐怖气氛，“你心中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来、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刻否认。”

那时特务密布，市井流言：“台北市十个女人中有一个娼妓，五个男人中有一个是特务。”特务太多，王鼎钧还闹过一次笑话，一次一个作家问王，写反共文学有没有前途。王疑心他是特务，于是回答台湾前途光明，反共文学前途无量。后来局面变化，冷战结束，两岸恢复交流，那个作家抱怨王，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

依据当时警备总部发布的案例，一个女子被中共干部强奸了，都算是“与匪接触”，都要登记自首。王鼎钧从大陆退至台湾，还做过解放军俘虏，更是有口难辩。他说乱世梦多，不是梦见被解放军追，就是梦到被保安司令部上手铐、灌冷水，比起台湾本省人，是两种噩梦，双料的恐怖。

这种局面直到一九七九年王鼎钧要离开台湾时仍然存在，王那时定点要和几个“有为青年”聚餐“闲聊”，汇报思想，出境证领到后，其中一个到机场“代表单位”为他送行，吓他一跳，“好像出境证还不算数似的。”

书中记录的这三十年恰也是大陆文字狱盛行的三十年，想来不由让人怆然，国民党政府如果说是因为战败心理脆弱，作为战胜方的中共政权又怎么解释呢？真是不由让人想起一句古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013年3月25日

（《文学江湖》王鼎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