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秋沅，缘于一个朋友的介绍，朋友说秋沅的文字有朱天文的感觉。那时我们正迷朱天文，听了自然格外留意。然而读了，并不觉得怎么像。她写的是儿童文学，但并不像惯常印象中的儿童文学，反倒以含蓄、古典取胜，一如其人。那时她在全国儿童文学界已小有名气，得过两届“冰心”儿童文学奖，可惜在厦门，我们并不知道。不久以后，她就出了第一本小说集《走过落雨时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我们正在为她高兴，就听到她说正在写一个关于鼓浪屿的长篇小说，似乎写得很苦，断断续续写了有一年多，然后就没了声息，不料，突然地，书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不只一本，她竟然一次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就是那部写得很苦的长篇小说《木棉·流年》。

《木棉·流年》是写鼓浪屿的，这我早已知道。跟秋沅交往，早已知晓她是在鼓浪屿出生长大的，像任何一个鼓浪屿孩子一样，有着很浓厚的鼓浪屿情结。我也终于知道秋沅身上的那种高贵、典雅是怎么来的了。翻读《木棉·流年》，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毕竟在厦门已经十年，不是故乡已胜似故乡，对鼓浪屿的山山水水，别墅小巷，也已经有了粗浅的认识和浓厚的感情，所以看到书中不时出现的鼓浪屿地名、风物，不由感觉十分亲切。

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秋沅的文字，以及透过文字和故事表达出来的深厚意蕴。秋沅的文字典雅，这自然不用说了，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好得让人心惊，她写父亲的咳嗽声“粘在静夜里，被黑夜浸湿了，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心上，沉得人心慌慌地跳”，写母亲的抽泣声“若黑夜中的一缕拉长的丝线，细得让人担心”。真是再没有这样形象、真实的描写了，一句话，情、景、人物都有了。她还善于用比喻，她写流血，“血继续渗着，圆圆的血滴如喝醉酒般，晃了晃，顺着我那沾满泥星的脚面流淌下来。”还善于用典，她让《菊隐》中的明泽唱《荒城之月》：“春日高楼明月夜，盛宴在华堂。……人世枯荣与兴亡，瞬息化沧桑……”让歌声与人的心境合二为一。

秋沅的文字虽然优美、典雅，每个句子都像是从唐诗宋词里跑出来的，但并不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与小说的内容相得益彰，成为有机的一体——毕竟秋沅写的不是“大漠孤烟直”，而是鼓浪屿的“小桥流水人家”，笔下的人物多是有留洋背景的文人雅士，番婆楼里的大家闺秀，在这样的背景下，她的语言不典雅似乎也不可能了。但是与文字的优雅相映成趣的是，李秋沅并不写鼓浪屿的风花雪月，写得却是国难当头的慷慨激昂。这或许与秋沅的性情有关，作为朋友，我还不知道这个貌似柔弱的女子有着那么浓烈的英雄情结。正如在书的后记里，李秋沅解释何以会选择“木棉”作为书名，“花开时，鲜红若血，朵朵傲立枝头，花落时，啪的一声决绝地自高空落下，好一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之花啊。”所以她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三四十年代的鼓浪屿，那时“万国公界”正在逐渐变为日本人的“一己私地”，也只有在这样危难的关头，最能见得人的血性，所以秋沅写梅雪，写番婆，写明泽，写李先生，虽柔弱、文雅，在这样的关头，却都能慷慨赴死，让人读后不由动容。

但是李秋沅绝不是在写一本普通的抗日战争小说，她也没有简单地将人物分为“敌”“我”，“正面”“反面”去描写，事实上，她很少正面描写战争和冲突，她更多地是在挖掘和表现人物的“隐痛”。秋沅笔下的人物，多有“隐痛”：梅雪爱洋医生理查，梅老爷却不同意她嫁给洋人，最终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许多的十九路军将领欧阳卓；日本人明泽一方面被中国人目为抢书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却因暗中保护《永乐大典》不被偷运到日本被迫切腹自杀；真实身份为国民党特约通讯员的英华中学校长李先生为保护地下电台甘愿忍辱作“汉奸”…… 而梅老爷其实也有“隐痛”，他本来对洋人并不痛恨，只因一个日本朋友骗取了唐家十册《永乐大典》而不归还。而这些小人物的“隐痛”之所以存在，则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隐痛”——大厦将倾，国命悬于一线。读到这里，真是让人有一种深切的悲痛感。也正是通过对这些“隐痛”的细致刻画，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形象，使其具有了较强的艺术生命力，并进而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艺术手法上，李秋沅巧妙地借用一个小女孩阿宁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但与其说李秋沅是通过阿宁来写历史，不如说是通过历史来写阿宁，写国难当头，风雨飘摇之下，一个中国小女孩的精神成长历程。这一点颇似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结构也像，书共分六章，每章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又有机联系，形成一个整体。事实上这就是又一部《城南旧事》啊！只是在今天，《城南旧事》已成经典，秋沅的《木棉·流年》，要怎样才能走进人们日益浮躁的心田，从而树立起其经典的地位呢?

                                  201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