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到人生边上》谈谈人生观问题

                                           □西流

那一日在书店闲逛，逛来逛去，没见到一本合适买的，就又随手从身边的书架上把那本《走到人生边上》捡了起来。书印得朴素、可爱，很合我的胃口，但我仍犹豫着要不要把它买回家。这种犹豫不是一次两次了。杨绛这本著作刚出版的时候，我就在书店里翻读过它，之所以未买，是因为自觉我的人生观问题已经解决，实在不需要再看类似的书了。

我并不是在说大话，而是有着十二分的自信。自我觉得对人生想清楚了之后，尽管又读了不少的哲学著作，但截止目前，还没有哪种思想影响和改变过我已成形的人生观。但是这种人生观也就仅仅适用于我自己而已，对别人，我没有一点把握。且，尽管想通了，但并不成系统的理论，也不高深，写出来肯定为一些深刻的哲学家所不齿，因而也没有勇气写出来。只是自觉逻辑上尚说得通，能够“自欺”，至于能否“欺人”，就又没有把握了——不过这也不是我所关心的了。

为谈杨绛这本书，暂且不揣浅陋，把我的人生观说来听听。我十分信服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未经审视，以我的理解，是指没有认真思考过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和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信仰等涉及人生观的根本性问题。人只有在面对死时才会考虑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人生苦短，总需要人做出选择，选择那些你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只有这样才会感觉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然而选择也就意味着放弃，在有限的人生里我们被迫要放弃很多东西，这种被放弃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无价值的，只是对于我来讲，是相对价值比较小的。因而选择往往也伴随着痛苦，因为有时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对我们来讲最有价值。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那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会一个个扑面而来，让人无法躲避。

记得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开始面对死亡这个问题的，以前虽然害怕过“鬼”，但总觉得死亡离自己还很遥远。然而有一天晚上做梦，突然梦到自己快要死了，我在睡梦中绝望地挣扎，大声哭叫：“我才十七岁呀！”这句话喊得如此绝望，以至于喊完后我就醒了过来，我发现自己的眼角淌满了泪水，双手紧紧地攥紧着床单。我突然发现我对死亡如此地恐惧，而死亡似乎也就从那一刻起，开始迈着布满阴影的步子大踏步向我走来。在一首名叫《诗歌》的诗里我表达了我这种恐惧。我写道：

死亡

这个黑色的词语

多少人躲避着它

如同躲避着影子

多少人却紧紧地

梦吻

死神的红唇

死亡

是如何不经意地

一次又一次降临

如老鹰一次次遮蔽太阳

掠过地面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打量我的人生，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死亡是必然的，那么生命也就是有限度的，我该如何在这有限度的人生里规划好自己的生活呢？我开始面临选择这个难题，我这一生该如何过，我该选择什么样的事业才能觉得没有白白度过这一生。

我当时更深的疑问是，如果人必定要死，那么死前所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如果做好人或者坏人，勤奋或懒惰最终的结局都一样，那么我何必选择做好人、选择勤奋呢？如果死后无所知，我又何必在意身后的名声呢？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作为一个受过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彻底的无神论者，我已经无法再接受宗教，以及宗教中的天堂和地狱。因而我也就断绝了通往天堂和地狱的桥梁。但是也正是这个疑问，让我开始理解了宗教何以要有天堂和地狱，何以要有轮回的概念。在宗教信仰者那里，人死后另有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并不虚无，因而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门槛。然而对于我这样坚信世界是物质的，人也是物质的人来说，人死如灯灭，是不存在一个不灭的灵魂的，因而也就没有天堂和地狱供你去选择，也就没有来世，没有重新投胎为人或猪的可能。在我的世界里，死亡的背后是虚无，是一口深的井，正如我在一首诗里写的那样：

死亡的背后是虚无

是一口深的井

你探头看了看

你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

对死亡的探究就这样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作为一个可悲的唯物主义者，我注定只能从死亡的背后转到死亡的前面，从生里挖掘希望。这种感觉倒颇有一点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意味。因为一个人生的虚无主义者是很容易颓废、沮丧的，甚至自杀。这种念头的产生一点都不奇怪，既然人总是要死，那么我活着做的一切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为了可怜的名声吗？上文已经讲过，人如死而无知，名对于我又有何意义？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多少曾经显赫的名字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慢慢变得沉寂而布满历史的灰尘。对于名人尚如此，对于凡辈如我等来说，我们静静地生，静静地死，如一朵深山中的野花，花开花寂无人知。我们存在过就如从未存在过，那么我们的人生还谈何意义？更远一点来说，假如世界也有存灭，那么即使我们为这个社会做出了点点贡献，又有何用？

这个问题长时间地困扰着我。还是《死亡》那首诗，最后几句我表达了这个思考：

我的眼里时常饱含眼泪，

我不是害怕死亡啊，

我是想，

在我死后，

有什么能证明我

曾经活过。

但是我悲哀而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能证明我曾经活过。也许唯一能证明我曾经活过的是静静流淌在我子孙后代体内的本属于我的那部分血液，然而，没有子孙后代了又怎么办呢？

我长久地苦恼着。我一直不敢承认人生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我陷入了寻找意义这个思维上的惯性。终于有一天，我绝望地意识到，也许人生的确是没有已设的意义的。意义在于创造。这正如鲁迅先生讲过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就有了路。同理，人生本没有意义，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生有意义，它就有意义。这是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是从无到有，从太极到两仪四象的过程，是耶和华说有天就有天说有地就有地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过程。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足矣。我是倾向于把这个“道”理解为人生的意义的。

人生的大门终于向我敞开。这时对我于我来说，不再是人生有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问题。既然一切都有存灭，那么创造具体的物质以及不具体的精神就不是我所追求的了，既然物质需求总有个度，那么我也就没有必要把全部的精力耗在那些不必要的物质追求上了。对于我来说，如何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完善才是最值得追求的，也才是与肉体生死相伴随的永恒事业。在这一点上我倒是与杨绛不谋而合，在最后一章里，杨绛不是也谈到“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

拉拉杂杂讲这么多，其实我只是要说明为什么一开始我并不想去阅读杨绛这本书。我的过分的自信让我觉得我并不需要再接受人生观教育。然而这次我“妥协”了。除了读书界对这本书普遍的好评外，我更在意的是，这本书是杨绛在96岁高龄写的，是她多年人生经验和深入思考的结晶。作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干校六记》、《洗澡》的作者，我有理由相信她会带给我一些启示，甚至我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待着她修正或颠覆我的人生观。因而阅读之前我是兴奋的，甚至有点惴惴不安。我的兴奋还在于，像杨绛讲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唯物质的时代，在我们的身边，是难得有人跟你谈谈人生观这些“没用”的东西的。我们的精神上都孤独和寂寞。两个同样孤独和寂寞的灵魂就同一个感兴趣的冷门话题碰撞在一起，难道不会碰撞出点精神的火花吗？

然而读完之后我却有着深深的失望。不仅我的人生观没有得到修正和颠覆，反而让我对杨绛的思考能力产生了深深的质疑。我不敢说她是“老糊涂了”（尽管她的年龄的确太大了），但是她的逻辑思维却明显地异常混乱。一个人思维混乱一点，即便她是杨绛，也并不是不可理解和原谅，但是作为一本谈人生观的著作的作者，思维混乱到这种地步，我却觉得实在不太应该。也许这个责任应该归结到出版者身上，肯给这样思维混乱的书出版让人只能理解为是因为作者是杨绛。但是读书界的一片好评声呢？是我的眼拙还是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者他们仅仅是出于对一个96岁老太的勇气的赞赏？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让我更吃惊的是这本书的畅销，以我手头这本为例，从版权页上看，从2007年8月第一版始，至2008年3月已第9次印刷，此一次的印数即达5万册。这应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特别是对这种“冷门”的书来说。

杨绛在书的结束语里提到，希望“聪明的年轻人”能对她头脑里这些“糊里糊涂”的思想进行批判。我自忖虽是年轻人，但并不够聪明，然而仍然愿意谈点自己的阅读意见。我总认为，所谓的哲学，只是一种看法，在思想界，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只有相对正确的看法。一个人只要能自圆其说，即便听着荒谬，也还能接受。如果连自圆其说也不能，逻辑上前后矛盾，那么也就很难让人们信服了。逻辑上的自满应该是论理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而杨绛的问题就在于逻辑混乱。这样的例子很多，随便举几处。比如神鬼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无法说清——杨绛的证明方法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事实上这也是她最主要的一个论证方法，可惜这样的证明方式对自己有用，对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总显隔膜，无法让人相信。最多只肯承认“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这倒是杨绛确信的，我也承认这句话有道理，但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见该书第22页）而已。倒是有个老外的方法更有趣一点，他为了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在一个房间里里面设很多部相机，同时拍照。他的理论基础是如果上帝无处不在的话，总会被我拍到。又比如杨绛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原因之一是“人的生命不是草木、虫蚁的生命，也不是禽兽的生命，我们称一条人命或一个灵魂”（第25页），这里且不说她书中一以贯之的“人比动物高贵”的观念是否正确，她以为名称换了，实质就跟着变化这一点实在荒谬，以此来证明人是有灵魂的就更说不通。因为按照她的说法，人之所以有灵魂是因为“死尸和活人的区别看得出，摸得着”，活人比死尸多的那部分东西就是“灵魂”。（第25页）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活的牲畜和牲畜的尸体之间的区别也是看得到、摸得着的，那么牲畜也应该有灵魂才对，但是杨绛似乎又不肯承认牲畜是有灵魂的。因为在另一处，她为了证明人的本性是有“灵性良心”的，举了牲畜的例子，她说她家曾收留过弱智低能的一男一女阿福和阿灵，阿福得了好东西都要留给他娘，阿灵睡觉压死了自己的头胎儿子，气得她的公婆、丈夫见了她就毒打。阿灵自己也觉得挨打是活该，所以毫无怨尤。一两年后阿灵的丈夫接阿灵回家，阿灵欢天喜地地跟着回去了。于是杨绛拿畜类比较，说“如果是畜类，看见毒打它的人，不会欢天喜地。”以此来证明阿灵，也就是人“是有灵性良心的。”（第32页）但是我分明记得有一句俗语，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痛”。且，我以前养过一只狗，你打过它，它日后见到你照样向你摇尾巴。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这样一个大的题目实在是太无力了。杨绛文中多用亲身经验以证明某个看法，这不能说错，但是从逻辑上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完全可以举得出相反的例子足以证明相反的观点。杨绛在下文中又讲，像阿福阿灵这些“下愚中的下愚”，虽然痴呆，毕竟是人，不是畜类，所以还有属于人独有的灵性良心。有些痴呆的更厉害的人，虽具人形，但属于没有长成的人，“相当于半成品”，因而也就“不能指望他们有灵性了”。（第33页）在这里她一边承认他们是人，而人都有灵性良心，却又不肯承认他们有灵性良心，岂不自相矛盾？杨绛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样讲实在牵强，承认说：“在人与畜累的分界线上，得容许有些混淆不分处吧？”（第33页）这实际上是为自己的逻辑混乱找借口。其实杨绛前文讲过，人是有个性的，个体是有差异的，她举到以及未举到的例子仅多能证明人的个体差异，怎么能从这些简单的表现证明人有本性且本性就是“良性良心”呢？下文她论证猫狗没有灵性良心的方式也让人吃惊，她说猫狗等畜类虽然也有所谓灵性，但“狗只是人所豢养、人所使用的牲畜”，且我们诧异某人毫无良心时，还会经常骂“这家伙的良心被狼吃了！”所以“有灵性良心就是人所特有而且普遍共有的本性。”（第33-34页）这真是让人不知该从何处说起，只能啼笑皆非了。几句带有强烈人类偏见的俗语怎么就能证明畜类没有所谓的灵性良心呢？有这样来论证一个道理的吗？这不能不让我对杨绛的逻辑思维能力产生怀疑。

类似上文列举的那些逻辑不通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她认为“婴儿都是善良的”，“婴儿没有凶恶的”，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没有论证，只是反问：“有凶恶的婴儿吗？”然后自问自答，“只有爱哭爱闹而惹人烦心的娃娃”。（第35页）但是竟然就可以以此来证明人性本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对婴儿来说无所谓善恶，只有本能。之所以没有凶恶的婴儿，只是因为婴儿还没有表现凶恶的能力。可惜善良的杨绛从来不肯往这个方面多想一想。

谈到人性的本善或本恶，杨绛倒是拿出了很大的篇幅进行分析。杨绛说为了想清楚这些问题，她看了很多书，估计《论语》、《荀子》也是她认真看的诸多书中的两种。杨绛认真分析了孔子的“性本善”说和荀子“性本恶”说，然后得出不用花那么大篇幅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出的结论。按说支持哪种观点倒没有关系，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辩论实在已经不少，关键不在于支持哪种观点，而在于逻辑上能否自满，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杨绛再一次显示了她在说理论证方面能力的缺乏。她自然是坚持性本善说的，她从荀子《性恶》篇“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这句话就看出了性本善。事实上，这只是荀子立论的前提，应该说这个前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杨绛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她从第一句话中的“性”不是学来的，而是天生的，以此证明因为婴儿天生有灵性良心（杨绛的这个观点是未经证明的，或者她觉得根本没有证明的必要，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所以人的本性就是善的。又从第二句话推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是因为“忽视了人的婴儿阶段”，按照杨绛的理解，如果性本恶的话，就改不好了，那何来善呢？（第38页）可是如果人性本善的话，人岂不就学不坏了，那又何来恶呢？杨绛在这里的论证漏洞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拿一个未经证明的观点去证明另一个观点，只能造出理论上的“空中楼阁”，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怀疑杨绛是带着很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去理解这些思想的。关于“性善”“性恶”，我倒是也曾有过一些思考，不揣浅陋，也在这里谈一谈，也可由此看出我们在论证上的差异。我认为辩论性善性恶，首先要明确何为“性”，其实不同的人对“性”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立论前提，只能发展出“关公战项羽”的闹剧来。荀子所谓的性，以我的理解，类似于人的自然属性，所谓的“食、色，性也。”是人和动物的共同属性。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话：“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这里的伪实则相当于孔子所谓的“习”。孔子说：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的“性”应该跟荀子对性的认识相似，承认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真正有区别的是“习”，也就是后天的培养。而告子则认为性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培养塑造而成的。而且，人性如流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这事实上是把“性”跟孔子讲的“习”以及荀子讲的“伪”混为了一谈。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不同的观点，我认为主要还是对性的界定标准不同。人一般来讲，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一种是社会属性。按照荀子的观点，性应该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伪是人的社会属性。孔子应该也是赞同这个看法的，尽管他没有明确“性相近”的这个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而告子所认为的性则更多属于人的“社会属性”，是可改造的。至于孟子，则较为特殊，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性应该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按理说应属于自然属性，但是他又赋予了它“善”的社会属性本质，这一点恰与荀子相反。

实际上假如我们认同这里的性是“本性”的话，则荀子对性下的定义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是人的自然属性。不能因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禽兽”一致，就认为人和“禽兽”没有区别。人和“禽兽”的真正区别在社会属性，而不在自然属性。承认了人的自然属性，也就容易“因材施教”，从而影响人的社会属性，也就是“习”的形成，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至于“性善”还是“性恶”，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存在价值判断，就必须有一个参照标准。而标准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而发生改变的。人生来应该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丽的图画”。也就是说无所谓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善恶完全是人们根据实际的利益需求对其进行的评价、衡定。比如因为人天生的贪欲而认为其是恶，则如果能很好地利用人的贪欲造福社会，则我们又会为人先天具有的这种“贪欲”而庆幸。文革时“狠斗私字一闪念”，程朱理学要求“存天理，去人欲”，则恰恰承认了人欲的客观存在。只是在荀子这里人欲是天生的，而在孟子那里，人欲则是后天沾染的，是善的东西没有保持住造成的结果。孟子的观点无法进行实证研究，而荀子的看法则多少能够得到证实和承认。至于有观点将人性理解为人的行为反映出来的、表现人的内在品质的道德范畴，贴上道德的标签，则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状态，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也就是“衡量人行为的社会尺度，是人类区分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标准。”更多的是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一面。这种观点有助于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但是不利于准确、深刻地认识人类属性的发展过程。

承认了人欲望的存在，也就是承认了人本性存在“弱点”。从而不会将人放到“圣人”的道德高度去要求，正如有学者所说：“性善论突显道德的神圣性，性恶论强调道德的必要性，无论如何，善恶并存的‘自然人’本性，是道德存在及现实性的全部根据。”正如一位西方伦理学家指出的：“人性与兽性的区别，在于有道德；人性与神性的区别，在于需要道德。”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既动用了道德手段，又确立了法律手段。但是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只有在道德无法调整或者无力调整时，才需要动用法律。这应该是一个恒定的规律。

但是杨绛并不这么认为。她认为人性本善，之所以有恶，是灵和肉斗争的结果，在她这里，肉是让人堕落的源头，这倒仿佛有点像基督教的论调。然而杨绛谈灵与肉的关系更是让人莫名奇妙，半天摸不着头脑，因为她谈得实在有点太“玄”了，比如她谈为什么头脑中的智力不是人性中的灵性良心，“因为智力总是回护肉体，和感情是一帮的，总回护自己的感情，替感情想出种种歪理。”（第44页）那么灵性良心是什么呢？杨绛说是“人的本性，不依仗本性意外以外的任何支持”。这话不好理解。所以杨绛也模糊对待之，云：“灵性良心不争不斗，只是屹立不动。灵心良心如日月之光，暂时会被云雾遮没，云消雾散之后，依然光明澄澈。”又云“肉的力量很强大，而灵的力量也不弱。”（第45页）她这话颇有点范缜“刀和刀锋”的味道。但是范缜论述的是“神灭论”。杨绛又说“我最初以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可是仔细思考之后，我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我就没有弄明白她这里的灵魂和灵到底有何区别？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根据上下文，她这里突然冒出的灵魂似乎该是她所谓的人的本性“灵性良心”了，而灵则应是与专门与肉作对的精神了。这样理解就又让人糊涂了，还好，书中让人糊涂的并不只这一处，倒不用太吃惊。那么为什么灵魂会在肉里呢？杨绛的解释是因为没有灵魂，肉体就是死尸了。所以灵魂一定藏在肉体里面。这又回到了本书最初杨绛论述人有没有灵魂那里了。两处证明的内容不同，而用的论据却一也。原来在杨绛那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杨绛为了证明人容易被利诱，违背灵性良心，举苏州一无恶不作的猪仔议员为例，说他年轻时无恶不作，晚年良心发现，开始信佛忏悔，结果被一个和尚骗去大量钱财。杨绛的结论是“这种人，为一身的享受，肯定把灵性良心弃之不顾了”，但最后又加一句“但灵性良心是压不灭的”。（第51页）如果说前面那段违背灵性良心的论证还有点道理的话，那么这最后一句“灵性良心时压不灭的”是如何证明的呢？仅仅因为他晚年的“信佛忏悔”吗？如果是，我只能说作者太有“灵性良心”了，事事从善的角度思考。因为信佛忏悔并不一定意味着良心发现，据经验，倒更可能是另一种功利心在起作用。

杨绛谈“人生有命”，认为人的命是先天注定的，但是后来又讲，“但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前后矛盾，不知如何协调。前后论点的论据都是身边的例子，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也不过是主题先行的例行弊病罢了。明确了观点，找几个想找的事例还不容易吗？

后面几部分论人是万物之灵、人生实苦、人需要锻炼、人生的价值，都不过是杨绛自己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和态度，杨绛需要的其实不是论证其正确，而是坚信的态度，或者说是信仰。因为如果从论证看，实在还是不通之处居多，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我这篇文章写到这里，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仿佛读此书就是专门为了给杨绛挑刺。事实不然，尽管我没有从这本书里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但却再一次帮助我确认了自己的人生观。在我们这个容易迷失的浮躁的时代，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再次如此亲近自己久违的灵魂，真是一个莫大的幸事。仅凭这一点，就不能说这本书没有阅读的价值。

2010年1月9日下午草稿

2010年1月11日晚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