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4日  星期二  阴，偶晴

关于借书，世人多有议论，我之观点是，书不能不借，不借则过于绝情也，也不能轻易借出，轻借则易受损也，关键在于看人，如是类我一样爱书者，则但借不妨，否则绝不轻借。以此为标准，则借与不借这个难题可迎刃而解也。本以为这是“独创”观点，不料清朝就有人持这种观点。今日翻读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读《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一文，内引清理学家魏裔介《借书说》（见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一五，页92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中言，曰：“书可借乎？曰可，书以言理也。彼人之借书者，将以求明乎理，以书为鉴，弗借则无由开发之，书何可以不借。书可轻借乎？曰不可，书以言理也。彼人之借书者，未必求明乎理，以书为邮，轻借则如同捐弃之，书何可以轻借。故凡借书者，当视其人：其人为吾性命之友也，则可以性命之书借之；其人为吾经济之友也，则可以经济之友借之；其人为吾文章之友也，则可以文章之书借之。否则，虽稗官小说，且不可假手，而况于帐中之秘乎？”理由虽不同，理却一也。

辛书虽谓读书、藏书，但因其身份故（历史学博士、教授），文章学术性较强，故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他一些记人、访书的随笔性文章，以其易读也，由此也可看出我的浅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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