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在城站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有个票房，票头姓杨，也唱旦角，因此他的票房以唱旦角为多。琴师有三位：刘先生、符先生、王先生。

刘先生文革前就是邮政艺术团京剧团的负责人，玩京剧玩了几十年，他以京二胡为主，偶尔也“客串”京胡。从那时我们就开始接触，一直到现在还在一起玩，他是我们茶座乐队的队长，乐队大小的事情我都要和他商量。我特别感谢他的是他始终支持我的一个观点：票友玩票不能拿钱。他自己不拿钱，还动员他周围的愿意加入茶座乐队的乐手保持“操守”，以玩养性。那些有经济目的的票友逐渐都离开了，而茶座的文场乐队却依然整齐，刘叔之功也！

符先生不寿，故世已不止十年了。他是谢绍骥老师的学生，手音好，法儿也不错，节奏感比一般琴票都要好，因此当时琴票中把他放在第一的位置。不过他就是不背戏，总是离不开琴谱，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琴艺的提高。谢老师曾经对我说：小符真是很笨，他跟我学那么多年，哪怕一个月记一段，也积累不少了，他就是记不住，到现在还是要看谱。不过也难怪，符先生是杭州钟厂的厂长，估计没有太多的时间放在业余爱好上。他为人不苟言笑，与他谈戏时才会看到他比较生动的表情。等城站的票房散伙了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

接触最多的应该是王先生，不过现在也有三、四年没有联系了。

与王先生接触多主要是在洪老师家，十年前，我在排《盗盒》、张晓莺排《刺蚌》，我们一伙人都在洪老师家学戏、练功。每到周六上午陆续到达，不是说腔、就是教身段，练一上午时间，中午就在洪老师家吃饭，一大桌子人连吃带喝。王先生家就住同一个小区，所以每每我在楼下跑圆场时，他拎着琴盒就来了，楼上吊嗓子，顺带他练琴。吃饭也有他一个，因为他善饮，正好陪洪老师喝酒。除了周六其他时间他去洪老师家也比较多，经常洪家有艺术界名人来，他都会出席，因此也接触了不少名家。浙江京剧团当家琴师王辉是洪家的干儿子，经常来往，与王先生相熟，琴艺上也多有指点，使王先生琴艺有很多的进步。不过使王先生蜚声杭州票界的是他有一个绝活，他记谱、识谱的能力超强，你想唱什么，只要把磁带给他，第二天他就给你翻出谱来，而且马上就能拿来拉，这种速成的方法对票友来说是非常实用的。而且王先生不保守，他翻出来的谱复印数份，谁要都给，一时间，好多琴师用他的谱。我记得有一年杨淑蕊唱了张君秋修改了的《刘兰芝》，最后添了一段反二黄唱腔，电视播出之后，我们就录下来，请王先生翻出谱来，没多久我们就唱了。我还在六公园政协联谊会的联欢会上唱过，就是王先生拉的京胡。

王先生是浙江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上海人，放暑假也回上海呆一阵。有一年我正好要出差去上海，于是提前约好他，去上海找他联络。那次的上海之行很有回忆的意义，于我来说结识了陈慢声（何顺信徒弟）、陈务定（张似云徒弟）、支钟藩（上海张派研究会会长）等上海张派的名琴票；还认识了以研究荀派著名的王家熙先生，并与他一起去一家图书馆参观一个张派艺术的展览，在那个展览上第一次听到张君秋唱的《芦荡火种》。于王先生来说是初试锋芒。在哪个区的票房我已经记不得了，那天他拉京胡，我唱了一段《望江亭》的四平调和原板，给票房带来一阵骚动，好多人都站起来鼓掌，要求再来一段，他死活都不肯拉了，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场合看谱拉是丢身份的，后来是票房的琴师又给我拉了一段。遗憾的是票房散场，他还沉浸在兴奋里，却有家人来报，他儿子在杭州出了车祸，要他火速赶回，上海之行只有一个开始，就戛然而止。回来后他一直耿耿于怀，还说到上海一唱才知道钟强是站得住的。

洪老师家人丁最为兴旺的时候我们还组织了一次外出，也是凑在放暑假的时候，从杭州坐夜船去了无锡玩。王先生最年长自然是队长，也是唯一的当家琴师。当时海龙大学还没毕业，小潘还在杭州工作，张晓莺、何秋菊等大大小小六、七个，住在无锡陶金泉老师家，打地铺、会票友、进票房、游三国城，欢乐了五、六天。王先生与我们在一起一点都没有格格不入，非常融洽和谐。

自从有了京剧茶座，王先生自然是座中客，特别是到京晋大厦后，王先生成了我们的第二京胡，因为谢老师年纪也大了，腿脚又不甚方便，有时会迟到，这时王先生便义不容辞在前面先抵挡一阵，时间一久似乎成了他的工作，他也毫无怨言自得其乐。可是本来很好的事却因为有一天他也迟到了，就闹出一场到现在也说不开的误会。因为误会双方都是我很尊敬和倚重的人，所以我很难两全。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茶座，我请过他两次，他婉言谢绝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