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书迹

    苏轼为人倜傥不羁、内旷外疏，其诗奔腾澎湃、白浪滔天，其词忘怀得失、无忧无虑，其文直出直进、百无禁忌，然其字却矜持局促、束手束脚，如《黄州寒食诗帖》、《梅花诗帖》粗放跌宕，排闼一泻者，屈指可数，少之又少。多数情形下，苏字遵守法度，顾及体态，虽尚意，意气不尽释。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中记述：“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被苏轼病为“树梢挂蛇”的黄庭坚黄山谷先生，为人诚朴厚道、纯仁慈善，廿四孝中的“涤亲溺器”讲述得便是他的故事：“身虽贵显，奉母尺诚。每夕，亲自为母涤溺器，未尝一刻不供子职。”赞曰：“贵显闻天下，平生孝事亲；亲自涤溺器，不用婢妾人。”性虽如此，然其字却不泥于古人，自多有主张，疏放挥斥，笔意纵横，随意所适，扭曲盘结，其诗也喜用奇字僻典、拗字险韵，而反对陈词滥调、老旧窠套。

    宋徽宗赵佶之瘦金体干脆爽朗、杀锋果敢，有“泠泠作风雨声”之谓，然其性格懦弱胆怯、优柔寡断，在治国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不自振拔，自己最后也落得个国破家亡，屈死五国城。

    朱熹治学严谨，“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其性格谨言慎行，不事激越，其行为维护法度，撑持秩序，然其诗却有“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里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意趣盎然，生气勃勃，其书结体纵横争折，章法自然天成，属疏朗俊逸、破法创新一路。

    张瑞图于万历年间以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可谓官场得意，仕途称心，其书风本应温文而雅、淡远不荡，然却用笔锐利横行，顺势杀锋，结体起伏跳跃、斜倾出险，似愤疾呼号、血泪挥洒般，欲伸沉冤，欲鸣不平。

    鲁迅文章观点激烈、笔锋犀利，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然其书法却内敛而不张扬、含蓄而有风致，首尾一贯，自然古朴，读之，书卷气扑面而来。其诗《答客诮》甚是著名：“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其书法与这首诗一样，皆体现了鲁迅先生温厚纯仁的一面。

    有人将苏黄书法上的差异做过对比，认为苏轼在笔法上以按笔为主，极少用锋，而山谷则以篆入草，中锋行进，执笔上苏轼低抓笔，字形遒逸有余，刚劲不足，山谷则是高执笔，体势随意张弛，以动制胜。这只是技术层面的考虑，以现代心理学分析，这是否即性格双重性的一种表现。如果这一论调成立，定是建立在“字如其人”命题上的，性格双重性指的是一个人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特并相互分开的亚人格，即同一个体具有两种以上全然不同的人格，某一时段，只有其中之一明显。但“字”仅仅“如”其人罢了，而非“是”其人。人直可作书之曲，人曲也可作书之曲，直与曲之间，三昧其中，奥妙无穷，岂能言传得了，而书艺的微言大义、细入大含不也恰在于此。或许还不是，书法只是一种书写工具，其中所含技术层面的成分不能说少。明代学者胡应麟说苏黄作古体诗不学《古诗十九首》和建安七子，乃生垢病，清代学者王士慎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欲绁天马之足，作辕下驹也”。胡王争得虽是苏黄之诗，却对苏黄之书的评价也有启示。

    以书迹之表象窥揣人性之本质，推度精魄之禀真，多少带有几许测字扶乩、占卜打醮之嫌，当一事物被不声不响、玄之又玄时，难免会陷入某种神秘主义的迷信色彩中来，气功如此，中医亦然，国学如此，书法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