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好微观弱”是一种“统计错觉”

   “宏观好微观弱”，不是一个新问题。以我们几乎每天还与统计数据打交道的经验，基本可以明确：第一，“宏观好微观弱”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问题”，是个伪命题；第二，“宏观好微观弱”看似是一个“统计问题”，但统计本身如果自始至终都客观反映经济运行情况，本身就没有“问题”；第三，“宏观好微观弱”是对统计数据的误读，是一种统计错觉。

下面分三个层次对这一命题做详细分析。

首先，“宏观好微观弱”自始至终都是个伪命题。众所周知，宏观是由微观构成的，如果“微观不好”，宏观一定不好。“宏观好、微观不好”，本身不可能孤立存在，是一种“统计错觉”。这里主要是结构性原因，即一部分微观个体“好”而大部分微观个体“不好”，但宏观汇总数还比较“好”。结构性原因产生的“宏观好微观弱”例子不胜枚举。如今年3月我国出口增长10%，其中对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别下降6.5%、10.0%和14.0%，合计下降10.2%。二战后，全球贸易流向格局是高端产品流向发达国家，至今也没有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3月我国出口肯定“不好”，但为什么能取得增长10%的“好”成绩呢？问题在于，3月对香港出口增长92.9%，占我国出口比重26.55%。如果剔除对香港出口，则3月出口下降4.8%；这样看，3月我国出口就不“好”了。

又如一季度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137.3亿元，同比增长7.7%，宏观算“好”，但中央企业4048.7亿元，同比增长16.5%，真“好”，地方国有企业只有1088.6亿元，同比下降16%，很“不好”。再如，2012年上半年，A股2433家公司净利润为1.01万亿元，但如果剔除16家上市银行，2417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还不足5000亿元。这3个例子足以说明，微观“不好”，宏观不可能“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的错觉主要来源于结构性差异。

其次，“宏观好微观弱”看似是一个“统计问题”：可以说统计本身存在问题，也可以说统计本身不存在问题。第一，如果按照统计指标设计和统计调查方法，真实无误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本身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大部分是对结构性差异没有做分门别类的误读，以上3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如果不分析异常分类因素，只看宏观数据，很容易得出“宏观好微观不好”的结论；第二，统计在数据公布环节不够细化，容易引起误读。现行政府统计数据发布制度一个基本原则是保护调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一般不泄露企业和个人微观数据，这一点现在已经做得比较好，象1990年代那种评“百强”类的现象基本杜绝了，但公布数据仍显得比较粗，对小的分类数据公布不够，或对异常值的解释不够，容易引起误读，如3月出口数据，海关总署和国家统计局都没有对对香港出口增速特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样，3月国企利润增速数据，财政部也没有给出央企和地方国企的个数等数据，导致无论如何都分析不透。

再次，“宏观好微观弱”是对数据的误读或分析框架有误。

此前有研究认为，在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下GDP高增长，原因可以归纳为二方面，对国有企业而言，费用最大化的行为目标，使经济活动流量（GDP）在高位运行，其低效和人浮于事使就业最大化；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效益不佳主要是由于税收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国过去十年非国有投资基本正常、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事实。

这篇研究貌似建立了一个成本费用连接GDP和利润的分析框架，费用最大化，既增加了GDP，又减少利润，看似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费用并不能直接纳入GDP统计，尽管这种情况今后可能发生改变。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年4月22日报道，美国官方将调整统计方式，将电影版税和研发支出等纳入GDP统计，这将使美国经济总量扩大近3%，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将于今年7月公布相关修订结果。也就是说，直到今年，美国才将研发支出直接纳入GDP统计，其它支出还是不能直接纳入GDP统计的。

另外，我们从GDP核算的两种方法看，成本费用是GDP的减项而不是直接加项，费用增加只会减少GDP而不会增加GDP。

按收入法来核算，GDP=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企业利润和生产税净额，GDP和利润是同向变动的，而不可能相反。

按生产法来看，GDP=各行业增加值之和，而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成本费用在中间投入中，它是增加值的减项，不会与GDP同向变动。

再就是他们对国企效益不好的原因分析，犯了机械的形而上学错误，无法解释2000年后国有企业利润大幅波动情况。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效益情况是，1997年和1998年非常差，分别亏损839亿元和1023亿元，正好符合他们对“微观不好”的定义——应当是指国内企业的赢利情况很差；1999年和2000年非常好，国有企业利润分别增长77.7%和135.6%，高于全部企业25.7和49.4个百分点。短期看一年二年不知道他们的分析存在什么问题，时间一长，问题就暴露了，按他们所说，国有企业费用最大化和就业最大化是效益差的主要原因，但问题在于，1998-2000年三年国企改革，机制已经明显改善，那为什么2001年又变差了呢？后来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国企利润都下降，是不是机制又恶化了呢？如果1998-2000年国企机制没有明显改善，那1999年和2000年国企效益怎么会大幅好转了呢？后来，2003年、2004年和2010年，国企利润增速很高，高于全部工业企业，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看来，国企运营机制并不是效益变化的主要原因，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才是国企效益变化的主要原因。

由以上几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宏观好微观弱”彻头彻尾就是一个伪命题，是对统计数据误读产生的“统计错觉”，而产生这种错觉最终是统计常识匮乏、不能科学解读统计数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