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好作家要做思想和艺术的先知

《羊城晚报》何晶做的访谈足本（2014年2月16日）

何：《耶路撒冷》花了你6年时间，中国近30年社会转型这个题材其实已经有人写过，最初让你动笔的念头是什么？这六年的写作过程中，出现过曲折吗？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徐：太阳底下无新事，问题在于你怎么推陈出新，怎么化腐朽为神奇。我要写的是70后一代人在这三十多年中面临的诸多精神疑难，我相信他们会面临很多与上一代和下一代完全不同的问题。写了六年，在这个凡事都讲高效的时代，漫长的时间本身已经说明了此中的曲折。困难一大堆：我得找到这一代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我如何在一部小说中彻底地清理我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实现有效的自我表达；如何在结构和叙述上与当下的长篇小说区别开来，我一直认为一部好的长篇要在小说的各个基本面上全方位地呈现出新质，《耶路撒冷》的结构前后推翻了三四次。

何：我很好奇，你的脑子里是不是存有很多故事？你说自己很多小说都是先有标题，包括耶路撒冷就是你非常喜欢的名字。现在是不是还存有不少没对应上的故事和名字？我很喜欢《跑步穿过中关村》这个小说，当然也很喜欢这个题目，这篇小说的构思又是怎样的？

徐：靠讲故事吃饭，没故事就失业了；有些故事是长年累月就积攒在脑子里的，更多的故事是生活中逐渐生成的。我的确有一大堆好题目，就等着兔子一只只撞上来。“跑步穿过中关村”一度对我来说是常态。我住在中关村，上班和生活都要在中关村大街上穿行，那条街堵得厉害，高峰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两条腿。生活在北京，对这个城市的看法、心态，我和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写他们其实是写我自己，职业不同而已。就有了这小说。

何：你在几次不同的采访中都说到《耶路撒冷》是你至今最为满意的小说，小说完全达到了你的预想吗？由此而来，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不能写了，写不出更好的作品了？

徐：基本上达到了。这个小说难度比较大，探讨的问题，对称性的结构，插入的专栏，还有叙述方式，跟当下的小说应该都有所区别，这也是我想要的。我努力去靠近它，没有懈怠。至少目前我没这个担心。我有一大堆题目，也有一大堆故事，手头上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构思和笔记的长篇小说就有五个，每一个都跟别的不同，我几乎能看清楚它们的长相；现在需要的是时间的参与，等它们熬至滴水成珠。我需要有宽阔的时间和充分的心理准备后才能写，虽然写得很慢，但它们终会被一个个写出来。

何：在《短篇小说的凋敝与70后小说家的转向》中，你提到当下短篇小说式微是因为70后作家队伍都逐渐转向长篇写作，相比只写短篇，绝大多数作家还是更青睐于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有某种“长篇崇拜”？

徐：70后的转向是重要原因之一。长篇崇拜肯定有，一直有，还会继续有；我们的好大喜功的史诗情结从没断过，文学史和当下的文学导向也在强化长篇的地位。谁都不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一个当下的作家，你可以靠一部长篇吃一辈子，但你没法靠一个中篇或者短篇吃一辈子，不管你这个中短篇写得多好。当然，提倡短篇并不意味着不能写长篇，而是意在提醒写作的慎重和审美的自律，真到了必须写，就是有那么多话要说，硬憋着也不对。

何：现在不少高校都开了创意写作专业，你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也参加过爱荷华写作计划，你觉得作家可以培养吗？

徐：中国人习惯于把写作神圣化和神秘化，“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灵感”，“神来之笔”，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等等，好像作家只能是个天赋的行当。抓周时里抓到了笔，那就命定你吃写作这碗饭；抓不着，后天怎么努力都白瞎。这是个误解。如果你承认文学是可阐释和分析的，那你就没法回避写作所带有的科学的那部分属性；既然是一门科学，就是可以培养的，一部分技能是可以后天习得的。那些所谓的才华、异禀、艺术直觉，那些神秘的、含混的、貌似无法言说的能力，只要我们找到有效的方法，肯定是可以无限地接近或者真正地被挖掘出来。

何：评论界喜欢把你的小说分为“故乡”和“京漂”两个系列，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的？早前也有不少声音说，当下的文学批评生态太糟糕，你的感受呢？

徐：我当然不喜欢被硬性地分类，所有划分说到底都是一种智力和语言上的暴力行为，容易导致确定化、单一化、狭窄化和狭隘化，是对更多可能性的强行扼杀。但解读和阐释本身又得依赖概念、分类和命名，否则无处下口；所以，我能做的只是暗地里愿望，尽量看到我小说里的丰富和开放，别轻率地符号化。当代人看当代的文学批评生态，从来都不可能好，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古今中外都如此。实话实说，当下的文学批评生态的确很糟糕。

何：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偏爱写“边缘人”，这是否与身份认同有关？

徐：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同理，谁都可能是个“边缘”，风光浩荡的人群里肯定有一大堆“边缘人”。这与身份认同的确有很大关系，我对自己、对这些人也很熟悉，理解和书写起来没有任何障碍。

何：十几年前，你认为好小说是“形式上回归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现在你对好小说的看法是什么？

徐：对于一般的读者，我现在依然认为这句话有效，在现代生活中，相对平易的古典的形式有助于他们理解艺术和世界；但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看，追求现代的意蕴肯定是不变的追求，而形式，未必非得古典，甚至在很多时候要力戒古典。为什么？在一个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时代，有效地记录和表现这个时代，必须寻找一种与时代现实和精神相匹配的叙述和结构的模式，尤其长篇小说，从头到底非常传统地讲述这个时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这个时代必有很多古典的形式涵纳不了内容要溢出来，也必有一些旁逸斜出的东西是古典的形式规训不住的，这些只属于此时代但又不为古典形式的审美接受的东西怎么办？是否要削足适履，为了保全一个古典的形式人为地把它们删除掉？显然不行。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这时代最独特的且单单属于这个时代，代表了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真相，那作家就要慎重，必须与时俱进。而与时俱进乃至走在习惯的前头、做思想和艺术的先知，本来就是一个立志精进的好作家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有时候要不惮于打破常规，不惮于破坏习焉不察的陈旧的平衡；不破不立。也因为这方面的考虑和实践，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才花了我六年时间。

何：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看稿看多了是否会对你的写作产生影响？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或许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某些变化？

徐：做编辑久了，容易消磨掉你对文字的敏感度，会破坏你对发表和出版的神秘感和功利性，让你写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少。当然，因为整天跟作家和作品打交道，你很容易做到知己知彼，找到自己的坐标，深入文学之后的心得和识见于自身的创作也大有裨益，让你面对写作更加慎重，对写作也会生出长远的规划和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