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廖养泉先生的一幅对联，寥寥数字却使人味之再三。 

校字如仇

看《百家讲坛》栏目，长了不少学问，但也发现一些问题。有些都混到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的份上了，依然在念白字。这一方面说明当代学者的“小学”根底太浅；另一方面也看出当代人在使用汉字的时候越来越没了规矩。

今天下午看阎崇年讲《吴三桂降清》，提到皇太极给吴三桂的信件：“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尔！……”

阎先生念这段话时读错一个字。“遗书”的“遗”在此处应该读作wèi。读作wèi的时候，作“赠与，给予”讲，如：遗之千金，遗书（写信给某人）。如读作yí，则指：1.前人的遗著，如《船山遗书》等；2.书面遗嘱。这里显然不对了，遗书毕竟有点让人害怕的感觉。

近读左民安先生所著《细说汉字》，讲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非常精彩。去年在欧阳先生家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在读《细说汉字》，师母在旁听成了“戏说汉字”，大发感慨（她是语文教师出身，任何一个错别字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我赶紧说是仔细的细，她这才释然。近年来影视界大打“戏说牌”，好多很严肃的历史事件到了三级导演那里都成了“戏说”。太和殿上的朝仪几成儿童过家家式的游戏。历史成了他们手里的拨浪鼓。

演艺界的导演和演员不大认字犹可宽恕，想来毕竟是逢场作戏而已，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做学问不严谨就大成问题了。“成一家之言”是件严肃的事情。历史上因为不识字闹笑话的例子很多，如唐代的李林甫。

林甫典选部时，选人严迥判语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识“杕”字，谓吏部侍郎韦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獐之庆。”客视之掩口。（见《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六》）【按：杕，读音dì，形容树木孤立。杕杜意为孤生的杜树。】

他将弄璋误为“弄獐”，后人便送给他一个“弄獐宰相”的诨号。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读美院时，我的一位老师嘲弄某教授，说他头发都白了还整天揣本字典在怀里。言外之意是讥讽那位先生不太识字。现在我也是已届不惑的年纪，才感到那位常常怀揣字典的先生的可敬。中国汉字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是马马虎虎的态度就能弄清楚的。

于丹讲《庄子心得》，据说很火。我在书店了翻看了一下她写的该书的目录，看到第一章的题目是《庄子何其人》，顿时就没有购买的欲望了。这种语病属于低级的语法错误了。“何其”是多么的意思，这句话翻成现代白话就是：“庄子多么人”，根本无法讲通。当然很多网友按“咬文嚼字”的习惯找出她很多学术硬伤（如信口说李白与杜甫晚年见面的事情并对赠诗的误读等等），但不识字是其最重要的伤疤之一。她是到目前为止在“百家讲坛”上出错最多的一个主讲人。

清代“乾嘉学派”学者倡导践行的考据之学的严谨被那些靠小聪明蒙事的人讥笑为“钻故纸堆”，鲁迅当年也曾著文影射“孔乙己”式的旧文人。但是今天，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字的生疏却向另一个方向滑落，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我始终认为，学术著作中的一个个方块字简直就像是庞大的航天飞行器的一个一个零件，谁都知道，再庞大炫目的航天飞机，哪怕一个零件出了故障，都会毫不留情地从空中栽下来化为灰烬。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学术著作，其中错别字的破坏力是远甚于书蠹的。虫子的破坏力仅限于纸张和油墨而已，而错别字则似健康肌体里的坏死细胞，早晚会导致整个活体的自灭。故而清人廖纶 (字养泉，1810-1889)有一幅对联曰：“解经以理，校字如仇。”真是发人深省，当为今日著作家之座右铭。

2008-1-24素堂怀若于承汉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