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遇到一篇说海归的文章，看完才发现，作者原来是我的朋友：吴若增。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上个世纪还欠了他一百块钱。

　　那是1999年9月的一天，北京刚有些凉意，一文坛前辈邀我去天津的新港玩，给某文学青年开作品讨论会。电话那头喷着酒气：“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开完会开吃，左侧正好坐的是特区宣传部长，不知怎么非灌醉我不可。我平时连啤酒都不大沾的，见了这位酒精杀场一线的同志，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十来个人的桌子，先干完一大瓶白酒，然后就来帝王套装的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共四瓶。那瓶儿看上去比一斤装的大很多，还没喝到唐朝，部长的宣传口径便有些粗放。等把宋朝喝完，部长已不省人事，据说后来吐得厉害。我也有些昏沉，跟朋友一道去听了俞丽拿的音乐会，回宾馆倒头就睡。

　　第二天临上车打了个电话，于是没跟那帮人回北京，去天津城里看吴若增。
　　记得上一次老吴住的是高楼，20多层，遇上停电，一鼓作气爬上去的。这一回好，变成了板楼，在一条马路的胡同里，十分宁静，而且也没停电。十年没见，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老男人之间的话，就只不谈写作。他好象还是一个人住，儿子有时回来看看。中午到街上吃了饭，有些困，就在他儿子的床上躺了一个时辰，起身告辞。他提出要送我，我说不必。他坚持要送，因为临近50年国庆大典，进京的车查得很严。这么一说，我就让了。

　　出门才发现，兜里没剩了几个钱。但我仗着身上有卡，一点也不担心。老吴把我带到银行，掏出卡来取钱。先是机器上取，取不出；又到柜台上，也取不出。柜台告诉我，我这是外地卡，天津没跟全国联网，所以不能取。这一下尴尬了。
　　幸亏老吴送我！从他手上借了一百元，才上了回北京的大巴。

　　这事儿我记得这么清楚，是车上的确查得严。开车前武警上来查身份证，途中又拦下来再查，所以印象深刻。进京要有北京身份证，外地的有北京暂住证都不行。怪不得有朋友说，快国庆大典了，没事别往外面跑。我久居国外，连外地身份证都没有。武警战士把我的护照翻了又翻，白着眼问：
　　“你是哪国人？”
　　“中国人哪。”
　　“中国人？中国人怎么有护照？”
　　“中国人怎么不能有护照！”
　　他盯我一眼，放过了。

　　几天以后，我按原计划去了上海，在那里过的国庆，出境回美国。
　　跟老吴又有八年没见了。他老了吗？是不是又换了房子？还那么招女人喜欢吗？看他写海归，不禁笑了。做海归不能太娇气，多归一阵或许就习惯了。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不还有一二不错，令人怀念么。
　　老想着还他的钱，总又没还。他可能都已经忘了，可我没有忘。下次见到他，一定要请他好好吃一顿，然后郑重地还给他那一张纸钞，了结这笔跨世纪的债务。

2007.11.2.于河溪屯子

【附】海归的痛苦：实在没勇气面对国内这些人和事

   送别沈君，心里有一种惆怅挥之不去。这惆怅，固然是为了沈君的离去，但更多的其实倒是为了沈君的那席谈话。
　　
　　　　那是前天的晚上，在送别沈君的便宴上，几个朋友继续劝说沈君留下。沈君沉吟了一会儿，曼声曼语地说：“就是为了你们几个好朋友，我也愿意留下来。何况，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那么多年，到处都留有我酸甜苦辣的记忆。而且你们不知道，我一回到国外，想起这里的一切，心里就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就恨不得马上再飞回来……可是，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离去，因为我已经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了。”
　　
　　　　“哦？”沈君的末一句话，颇令人不解。一时间，我们都怔住了。
　　
　　　　“我说了，你们可别不高兴啊……”沈君显然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只好苦笑着说出了下面的话：
　　
　　　　说真的，这些年来，我每次回来都想——我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但是，在这里住了些天，我就犹豫了；再住上些天，我就决定还是要回去了……因为，因为比方说有这么一件事。那是半个月前的一天，我要在一张表上盖一枚公章，还多亏有一位朋友帮忙，说是他晚上会给那位负责盖章的人打电话请他关照，要我转天上午九点去找他。转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了那家机关，看见办公室门前站着好几个人，都在等着盖章，可里面传出来的却是说笑的声音。我问站在门外的人们怎么不进去，他们恨恨地说人家让在外面等着。我想我是有朋友打了招呼的，就推开门走了进去，谁知里面的人见了我忽然大怒，冲我大叫——谁让你进来的？出去等着！我一下子傻了，说是我要找某某某。谁知另一个人听了，却又不耐烦地叫——某某某不在！我还不知道厉害，问他上哪儿去了。那人一边往外推我一边说——不知道！结果我刚被推出门外，就听见他们又在办公室里继续说笑。你们想啊，我当时的那种羞愤真恨不得找个石缝钻进去。
　　
　　　　更加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里面却突然出来了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沈女士？我说是呀。他说哎呀，我忘了。快，快，我给你盖章。原来他刚才就坐在里面！
　　
　　　　你们瞧，这叫机关么？这叫公务员么？可以在上班时间扎堆说笑么？而且尤为恶劣的是，为了防止有人打断他们的说笑，他们竟然当面撒谎，当面耍戏来客！老实说，这在国外是绝对不可想像的事。在国外，也绝对不可能出现一个男人用手往门外推搡一位女士的事。此外，颇具讽刺的还有，在那个办公室的墙上，还贴满了“为人民服务”一类标语、口号、纪律、保证，等等。
至于社会上出现的那些让我难以忍受的事情就更多了。比方说，那天我到那家市场去买菜，就看见一个青年女子和一个中年女子在吵架，旁边围了好几十人看热闹。让我难以想像的是，那两个女子骂得也太难听了，而且毫无羞耻之心，把男女之间床上的事都骂出来了。我听了，头都要炸了，围观的人们却一个劲儿地起哄，大笑。
　　
　　　　就这样，我菜也不买了，头昏脑涨地往家走，却不曾想差不点儿让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给轧死。当时我是在过马路，那汽车本来是应该礼让行人的，可那驾车人不但不让我却加速故意吓我，开到我身边才猛地刹车，又把脑袋伸出车窗骂了我一句极难听的话。
　　
　　　　这样的事情这里每天都在发生，我不想说得太多。我只是想说，当你兴冲冲地上街去玩一玩，你却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碰见一起吵架的，两起开车吓人的，三起乱扔废物的，四起随地吐痰的……那你还有什么心情去玩？
　　
　　　　昨天我一位朋友去一处住宅小区找人，实在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了，就把车停在了一户人家的窗外，他还极抱歉地请求户主原谅，说明只要10分钟就一定回来把车开走。那位户主什么也没说，只是嘿嘿一笑。谁知10分钟之后回来，却发现一个车胎瘪了——原来是有人用钉子扎了个眼，把气给放了！
　　
　　　　得，不说了不说了。真不好意思，我走了，你们还要在这里生活，我不该说这些。问题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生性软弱，实在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些人这些事。
　　
　　　　沈君一席话，说得人们好半天哑口无言。那顿饭，自然也吃得不是滋味。记得当时几位朋友还劝她，有说以后碰到困难给他打电话的，有说别太认真马虎马虎就过去了的，有说你也得改改脾气练练跟那种人吵架的……我呢，我想说不必悲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过我没说。
　　
　　　　我没说，是因为我太了解沈君这个人了。沈君生性单纯、善良，且极有教养。至于她的胆小和软弱，这其实是一个怎么看的问题，倘若在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里，她这种猫一样的性格是很招人怜爱的；但要是处在一个以欺负人为乐趣的环境，她就正好成为了某些人揉捏的对象。沈君的丈夫原是我的朋友，不幸的是那一年死于急病。之后，她失去了保护，常常感到生活艰难。在那段时间里，虽然朋友们都愿意帮助她，但朋友的帮助其实有限。为此，她想到了出国。
　　
　　　　像她这样的一位女子，要求她去跟那些不文明的现象作斗争，实在是太难为她了。
　　
　　　　我知道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碰到一次就行了。
　　
　　　　这两天，我常常会想起沈君的事和沈君的话，我就发现沈君所碰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那些事，其实我们更是经常碰到看到听到，只是我们早已麻木罢了。麻木保护了我们的神经，使令我们得以生存。因此，我们倒是要感谢这个麻木呢。但反过来看，我们就也应该看到，正是这个麻木，却也使令我们养成了容忍那些事的习惯，这就应该是我们认真反省的了。（吴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