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纠纷解决机制来缓解医患关系

任孟山

最近关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新闻迭出，特别惹人瞩目的至少有三个：其一，三年前北大医学教授死在北大医院，因法律诉讼而再次引发的社会讨论；其二，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指玩“偷菜”游戏贻误孩子治疗时机，终至悲剧，后经查明是在玩QQ围棋游戏；其三，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准分子手术室，患者术后怀疑集体感染弥漫性层间角膜炎，而特别让人惊诧的是其中可能存在人畜同机手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没有定论，但民间争议声不断。

上述例证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典型案例，而且都发生在名声赫赫的医院，正因如此才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但实事求是地讲，有些问题还没有定论，无论是医学学生是否为“非法行医”这样的原则性问题，还是人畜同机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具体性问题，现在都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对此，相关部门应该都会给出答案，我们在此暂且不必妄评。不过，从这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即医患关系的解决机制应该有所改革。因为，如果说医疗资源配置资源不合理引发的医患矛盾无法根本解决，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从医患纠纷发生后的具体解决机制入手，尽可能地减少对当事人的伤害和社会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医患关系。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上述案例中都出现了解决矛盾时的机制问题。在北大医院的医疗纠纷中，医院有机会大幅度修改病历，而主管部门的发言人在民愤很大的氛围中，还呼吁公众理解临床实习工作有些不合时宜。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医疗纠纷中，开始时是江苏省卫生厅和南京市卫生局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认定医院对于患儿徐宝宝的救治措施完全合理，而这个结果主要是医院自身调查的结果，后来证明是假的，医生和医院确实存在失职行为。而中山眼科中心的问题是由广州市疾控中心认定的。

从这些案例中的认定结果引发的社会反应来看，凡是卫生主管部门的表态和认定结果倾向于患者的，社会舆论就认为卫生主管部门是为人民服务、认定结果公正合理；反之，社会舆论就认为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沆瀣一气，是内部人政治中的包庇、认定结果不公正不合理。

显然，这样的反应不完全符合逻辑，但是这样的反应却完全符合情理。因为按照有序社会的一般逻辑来讲，所有的社会矛盾发生之后都应该回到体制内进行解决，以体制性力量来平衡各方当事人的诉求。卫生主管部门介入医患纠纷是体制性的制度安排，是其职责的一部分。但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并不信任或不完全信任卫生主管部门的体制性力量，因为总是有案例告诉人们应该这样。比如，南京市儿童医院的调查结果，前后差别巨大，怎么可能让公众产生信任感？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即使以后的医患纠纷中，卫生主管部门的认定可能是公正公平的，但只要结果不是倾向于患者一方的，就有可能引发社会舆论的批评。这个问题的麻烦还在于，由于解决机制问题导致的社会舆论声浪，客观上放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医患矛盾的恶性循环。

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如果说医患矛盾不能也不可能根绝，如果说官方声音和社会舆论都是理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修正解决机制来更有效地解决具体事项，从而缩减放大医患矛盾的可能性。一方面，医患纠纷中的权力部门如何能够获得公众信任，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在于医患纠纷过程，权力部门的尽职尽责，以及真实有效的调查结果，不是像“徐宝宝事件”中那样前后矛盾，打击公众信任感。另一方面，借助体制外力量或约请利益超脱的第三方机构的解决方式要制度化。比如南京市儿童医院的轻率结论引起社会不满，南京市后又成立了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医患纠纷调解部门专家、新闻单位记者、综合性医院专家、计算机专家以及网民代表共14人组成独立的第三方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得出与原来大相径庭的结论。

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两个方面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但也都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关键是卫生主管部门要下决心解决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借助体制外力量或约请利益超脱的第三方机构介入医患纠纷，是相对简单的，而且从回应社会关注来讲，也是有效的，有成功的案例。从宏观层面来看，医患矛盾的解决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然如此，就不妨修正具体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个纠纷事件，来逐渐缓解医患关系，从而为最终化解隐患矛盾做出贡献。借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来讲，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可能对缓解医患关系紧张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