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者不会摆中庸姿态
(2009-03-04 07: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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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图书 |
在新年之始读一本涉及历史更替的书籍,好像格外有点暗示,《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化与大同思想研究》就是如此。此书的作者萧公权身为民国时期的学术名旦,专长于政治哲学,可谓中国讨论宪政问题的先驱,而其生前最后一部巨著就是此书。我不是政治哲学的爱好者,也不是近代中国“维新”、“变革”或者“宪政实践”历史的持续关切者,但是诸多的阅读却也充满步入“历史情境”的跨时空历险的欲望。自然,萧公权先生的这本康有为研究的书籍不是那种历史述说的写法,而是写作目的和写作架构都很明确的实实在在的“思想研究”,但是在阅读中,却也能够满足我的对历史情境的兴趣,唤起对历史中的悖论与隐蔽的真情的感悟和遐想。这和康有为的时代有关系,也和康有为在这个时代的角色有关,他身处巨变时代,其人生又经常被认为前后判若两人,不是前卫者,就是后进份子。
萧公权自然论及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诸多人的关联性,譬如为什么一个思考宪政的人要寄望于一个其实权力极为有限的光绪皇帝,而这背后的一套思想是什么?这个人的思想和这个人的性格对于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何关联?萧公权承认“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乎自夸,是康有为性格最显著的特征。”在这个之后,萧公权有所总结,有所发问,“许多历史因素导致戊戌变法的惨败,但我们不能不设想,康有为的性格使变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假如康有为不那么莽撞,不那样感情用事,不那样自信,他能够发动这一变法运动吗?”也就是,历史不是一个人纯粹理性的思想的实践性后果,历史也不是一个人纯粹感性的性格的偶发性结果,在这个思想性的逻辑和性格的感性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连结,自然萧公权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更深入的论及康有为思想,以及康有为的青春勃发时期的自恃与晚年的“超乎人世之外”的“天游”本身必然的内在联系。但是,萧公权整本书的文字聚焦之处又全然以一种辩论的姿态诉诸一种观念,也就是康有为这种个性特征和思想观念无论在其以入世的革新运动的社会实践,还是出世的《诸天讲》中所谓思想创新,都具有的“本能之强,具有识力”的最为核心的特征。
康有为以公羊学解经的方式拉开一场变革运动的大幕,正如萧公权所议论,康有为不是一个西化主义者,而是一个儒学家,“康氏最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使儒学适应现代的需求。”而矛盾之处,“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这种姿态使得儒学在激进变革时代变得更加式微,所以萧公权发表了一个历史的假设,“假如康氏放弃亡清而以共和的拥护者来提倡近代儒学,也许有更多的成功希望。”这个历史假设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存在,不正也映衬了迄今为止的某种困境吗?被认为是旧的、传统的儒学,在如今是否可以和被认定为先进的思想运动进行融合,而不是仅仅在所谓的国粹的、民族传统的尊重层面的讨论框架之中,获得持续不断的喘息机会,如同一个密封罐中的营养物的不断自我发酵过程。康有为的将儒学国教化,以及在保皇立场上推行儒学的改造,以三世论来诉诸其渐进的社会变迁观念,最终被历史演进所需要的激情彻底扫除干净。而今天“儒学”所代表的东方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正是应该在一个冷静的平台上,真正完成自身的改造,并且以一个开放的主体状况与全球化进程中思想潮流结合,成为世界文明更新和处理共同困境的思想资源。
纵观康有为被历史所抛弃的状况,再面对经由萧公权不断进行辩驳的康氏的渐进历史观,我们发现历史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以“革新变故”的强烈构造运动为外部戏剧性演出的活动,在一幕一幕剧情强烈的背后,却必然是一个无法进行切割的整体。历史如果要将康有为定义得如此两段式,他由“激进”蜕变成“保守”,这种分割命名的方法正好说明历史演出所必须的强烈的口号式的需求。每一个变革的诉求,总是要提供一个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定义,而历史在无意涵的时间脉络中其实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不断构形者,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用社会进化论的观念来表述,历史在本质上永远就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虽然新门面中自然还有着大量旧货色,而旧货架上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物产,但是字号可以变得簇新,而且翻牌的快感格外引人入胜。
2009-1-14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化与大同思想研究》 [美]萧公权 著 汪荣祖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