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套苏珊·桑塔格文集，封面颜色很沉稳的雅致。记得前三部出来的时候，一次在书店偶遇青年导演杨超，他说他就在三本中挑一本买回去看，结果选了《反对阐释》。他的理由自然是这本封面的颜色他最喜爱。我不知道他是否回去看了，想必看了他也会喜欢内容，因为有关于戈达尔和布莱松的，这些都是我们喜爱的导演。当然，我愿意杨超喜欢苏珊·桑塔格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桑塔格的文字会招一些爱艺术的人喜欢。

最近，我的上述经验再次得到了证实。有一位广州的不曾相识的朋友在我的博客留言，对我几年前的一篇关于安东尼奥尼的文字很不以为然，理由是不够“直觉”，或者过于阐释。我回复解释了我的这篇文字其实有着非常感性的基础，这位朋友又在回复中提及那本《反对阐释》，最后告诫我如果看过此书的话，就应该一起“体验这类文字，然后默默在心里和自己辩论。”桑塔格在中国真是惹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喜欢艺术的人的爱，因为她的“新感受力”的文艺批评的风格十分契合的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想象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关于的艺术言说是几乎不可言说的，于是对于艺术家的人格的传说和神话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掌握艺术真谛的路径。桑塔格也承接着中国文艺批评界的大而化之，玄而又玄的传统，这对于她或者对于中国的读者都存在着利弊相互混合的结果。

在这种传统下，我们很多艺术青年的关于艺术、艺术史和艺术家的想象都彷佛是关于“武侠”世界的想象。这些艺术青年大多数深信灵感和直觉是艺术家最伟大的赐福，艺术作品的特殊性大多因为艺术家的率性和个性。在他们阅读苏珊·桑塔格时，经由这种“理论”的强化和支撑自然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艺术青年的眼里桑塔格当然是作为理论大家出现的。可是我自己心目中，苏珊·桑塔格在当代知识生产中那种迷人的姿态就是一个高度强调“直觉”和“良知”的批评家的姿态，而绝非是生产全新视域的理论家的姿态。在议论苏珊·桑塔格这位可敬，而因为电影，对于我又多少带有可亲的当代批评大家时，我首先发表如是的议论，没有丝毫地诋毁苏桑·桑塔格的意思，从这里说起只是强调桑塔格和中国的特别有意思的一层关系。这层关系的挑明，对于我来说，才是说明白桑塔格所秉承的一个传统（对于中国而言，我不想宣称她开创了一种新批评的路径）和我们艺术观和艺术批评观的继承和再造的复杂关系，这才是引入苏珊·桑塔格更为有价值的事情。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苏珊·桑塔格系列中，最新出版的有《在土星的标志下》一书，我想这本书肯定可以再度赢得诸多青年好学者的热捧。这本文集中收有几篇文章，文字涉及关于艺术家的评论，比如小说家和导演，也有关于巴特这样的宣布“作者”消退的理论家的评论。在桑塔格的视野里面，这种讨论对象的多元性本身就很有意思，我希望看出其中一定存在的交集。其实，一个非常明显的交集就是罗兰·巴特自己在晚年的时候对文本分析的态度转变，这种转变和桑塔格对“批评家”的要求非常契合，这种批评精神强调将对文本的特殊性的解读和对艺术家的特殊性的解读直接转换成为一种情感的欲求，转换了对字词、话语和心智的感性探求的情绪。或者，更为确切的说，罗兰·巴特的文字趣味是一种可以接洽后现代之前的所有对于“文趣”的感悟，这种“文趣”的产生和表述都一贯的植根在巴特的身上。巴特除去少数几本被桑塔格在“纪念巴特”文章提及的书籍之外，都有被桑塔格明晰界定的“文笔生动、推进迅速、容量大、观点尖锐”的特征。

上面引用的苏珊·桑塔格对巴特的界定完全可以转换到对她自己的批评风格的界定上，只是苏珊·桑塔格在文艺批评中还有着一种独特的风姿，这就是对文本的评论和对文本作者的感悟的交融讨论形成了一种她的批评风格。议论别人的文字的风格，彷佛转换成议论自己朋友的文字，也进而转换成对自己交友的原则的阐释，于是有了论证和犀利的判断。正是这个特点，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一书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不是这些文字的观点和论证，而是这些文字大多带出的一种说话者的姿态和视点，这些文字几乎像是一口气用“他是……”、“他写的东西……”这样的句式进行谋篇布局。在不厚的小书中间，除去1974年她关于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那篇“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和另一篇“西贝尔贝格的希特勒”，突然冒出的几乎是男性的战斗气氛之外，这本书中对其他男人们的批评都带着一个女性特有的敏锐、直觉和宽容，一种女人特有的倾诉的急迫。

上面对于性别的强调，只是我“小人之心”的玩笑欲望，这种性别的区分也许仅仅是巧合，我觉得真正的理由在于她对“道德”和“人性弱点”的截然划分和爱憎分明。这位女性批评家的对于人性弱点是极其的宽容，这种宽容也非常契合我们一般意义上对艺术家的“不羁”的宽容和想象，比如她说起保罗·古德曼时，她接受了保罗·古德曼，这位“喝得醉醺醺的，对所有在场的人狂吹他有过的艳遇，他刚刚和我（指苏珊·桑塔格）聊了一会儿，就来荤段子了，尽管只是点到为止。”，但是，桑塔格却如此赞扬着保罗·古德曼，“……他却有着萨特和科克托都不具备的天赋，即对人生意义无畏的探寻，以及对道德激情所表现出的严谨和豪放。”

在我看来，苏珊·桑塔格的批评风格是由她的两大思考主轴构成的。其一是由人的人性特征出发，构成对此人的文本的特殊性的表述，艺术家是特殊的然后作品才是特殊；另外一个思考的主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于违背了基本人性判断的艺术家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本书里，两篇代表性的文章分别是关于本雅明的“在土星的标志下”，这篇文章几乎建立在对本雅明的“占星术”般的性格解剖上，我不能不承认这里有极为敏锐的东西，但是我也不得不认为这是这种批评方式存在的浅尝辄止之处；另外一篇就是上面提及的“迷人的法西斯”，在这种带有强烈的道德指责的论战性文章中，苏珊·桑塔格却异乎寻常地显示了“理论阐释”的力量。在这里，我内心的一丝偷乐于她身上印证出的“性别认同”是一种不到滑动的过程。

在这篇简短议论的结束之处，我愿意回到这本《在土星的标志下》的开篇“论保罗·古德曼”。在这篇文章中，在描写自己写作的空间和时间状况的一小节文字之后，苏珊·桑塔格几乎给我们一个深情的小说的开篇方式，“我发现自己只能连名带姓地称呼他，而无法只喊他的名。”这句话蕴育的巨大的情感空间，蕴育出的关于生命和生命相遇的想象空间带引我从关于“他”的文字转入关于“她”的世界。这一句话也几乎奠定了苏珊·桑塔格的文艺批评定理，一个批评者的所有批评生产应该是自己生命情感生产的认定。其实，优秀的批评家或者优秀的理论家不都是将自己的生命发生彻底地融合在知识生产中，在这本书的封底的简短介绍文字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话，“桑塔格对他人的评论由是亦成为她本人的一种精神自传。”那么，有哪一种真正的发人省思的思想不是精神自传呢？我们中国现在急切地需要批评的道德、直觉和情感，同时也急切地需要建构我们的新视域的看起来更为冰冷的文字。

  2006-8-2

 《在土星的标志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