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飞创办中天置业有限公司实在是一个典型的深圳故事。来自四川、不名一文、初中学历的他在深圳经历了睡公园的休闲椅和银行门口的大理石地板后，终于在呈现虚假繁荣却又暴利十足并且监管上漏洞百出的房地产市场找到了一个低门槛——做中介，经验来自他在一个同业公司做业务员的经历。短短三年，他的中天置业成为了深圳房地产三级市场的一匹黑马，门店开进了广州、上海，一年可以投放品牌广告费上千万，蒋飞个人购置了别墅、游艇、豪华名车，用的通讯工具也是20万一部的炫富式手机。。。。。可惜的是，他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客户购房款项支付的时间差而形成的流动资金上，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深化将他的资金链条在一夜之间给斩断了。

      直觉+冒险+机会+赌博，这是一个十足的深圳式传奇。蒋飞的暴发更像创业时期的深圳比较普遍的财富故事。蒋飞的不幸也许就在于他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却使用了一套旧时代的创富模式。

      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特区创业年代，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精神和专业主义。在机会性财富的时代，机会才是商业价值的核心。

      制度空间制造财富机会。特区在打破旧有制度约束的同时并没有马上构建出新的系统性制度，因此，制度缺失成为重要的财富空间。比如进出口就跟走私就结成了孪生兄弟，今天深圳的很多显性和隐性富豪在当年却是标准的走私“英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所产生的“官商勾结”催生财富的能力比今天要容易得多，当年深圳市计划局的一个叫王建业的处长单靠批配额指标就可以培育出千万富翁。农民建房子在今天看来跟种钞票差不多。一些村长几乎可以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孵化器，村长的一张条子对土地的支配权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所以，有一段时间在深圳被称为某某片区王的少数开发商其实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村长支持的结果。

      特区大建设带来商业机会。一个小渔村要在短短的十几年完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生长过程，别说高楼大厦，就是建菜场、小商店和理发店都得要建多少个？能走路、能通车的马路那得要多少条？在特区建设的最初十多年，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庞大的固定投资形成阶段性的峰值，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强力地拉动着深圳经济，同时也快速制造着私人财富。一个泥瓦匠在深圳一年的收入可以相当于他在内地五年的总和，建筑包工头除了本身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外，有眼光的还能和政府合作进行土地置换，今天的深圳地产大鳄中就有几位是这样进入资源性地产强势时期的。

      新兴市场的普遍出现创造全民性的商业机会。香港制造业的转入，将深圳带进工业化阶段，产品时代的开启在物质短缺的当时中国迅速创造了新兴市场。深圳制造的日用、电子消费品迅速进入全国。只要有产品，根本不缺销路，赚钱就象捡钱一样，是那个时候生产商普遍的经历。产业的发展和商业机会的涌现迅速带来全国性“奔向深圳”的移民潮，城市人口的短时间膨胀使得城市消费力不断增强，给深圳的生活服务业带来无处不在的机会。钱好赚也舍得花，房屋租赁、酒店餐饮、商场市场、娱乐休闲开始空前繁荣并不断细分。当年卖面的都比今天要多赚好几倍，夜总会一间包房收入就足以相当于内地一个娱乐城的营业收入，“钱多人傻快来”的笑话就从那时候开始。一批后来的企业领袖如任正非、王石等在那时开始进入快速创业阶段。

      特区的城市号召力极大提升深圳牌的商业价值。在今天看来，特区确实是一个金字招牌，在造就一个城市品牌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形成溢价效应强的原产地价值。这是中国最早最鼎盛的“贴牌时代”。特区时代也是“深圳造”时代。一个电子产品的利润在那时可以是成本的几十倍，同样一个衣服，内地造只有50元，深圳造就可以卖到500元。在那时，深圳就是时尚和贵重的代名词。符号化的深圳无形中成为了商品的加价效应。

      功利化的价值观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推动力。“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深圳最为普遍的价值观。来到深圳的内地人几乎都具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强烈愿望和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动机。深圳人群的形成几乎可以完全被看成是同一价值观的集群，并且迅速演变成推动深圳商业社会成型的力量，使得深圳的交易效率和交易价值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在那样一个创业时期，对深圳而言，个人道德无足轻重，交易盛行，商业机会不断呈现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得到迅速的增长。

      这就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深圳。巨大的机会成就第一代深商，也成就着深商的机会主义财富价值观。

      进入21世纪，人们开始发现钱不是那么好赚了！

      随着特区试验所产生的发展模式在全国的普遍推行，规则的建立，产业结构的成型、人口相对的稳定，全国范围内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对称，市场竞争进入充分化阶段，城市商务成本的上升，城市门槛被不断筑高。。。。。

      成本的边际效应开始显现，专业主义的竞争力开始普遍代替意志型的创业时代，新商业模式的发现能力开始代替直觉和对机会的简单利用，规则化的生存能力开始代替简单冒险主义，特区的人才集群效应急剧下降，这当然不能被看着是城市生活成本的抬高带来的，中国有更多的空间为优秀人才提供个人价值实现的场所，做大了深圳企业开始告别“钱多人傻快来的”年代正在从深圳走出去。

      毫无疑问，在一定的维度上，中国已经是平的了。后特区时代的来临开始直接颠覆着传统的深圳创富故事。

      深圳几乎再无可能实现卖鸡饲料和卖科教仪器的转行成中国一流的房地产商了，骑自行车送货的也绝然变不出一个国际化的华为来。深圳开始是国际化的中兴通讯的深圳了，是商业创意加技术主义成就的马化腾的深圳了，是通过商业模式在资本作用下迅速奔跑的迅雷技术和华氏传媒的深圳了，是洞悉世界产业发展潮流、走高维度跨界的比亚迪王传福的深圳了，是站在全球视野调整布局的平安集团马明哲的深圳了。。。。。。

      高远者仍在前行，习惯了机会主义的深商却开始质疑深圳。深圳没有时间理会更多地争论，她在世人惊诧的目光中已经快速进入了第二个财富时代。这个时代与专业主义有关、与财智能力有关、与全球视野有关。

      时代正在发生巨变，但商业惯性却依然强大，一批死守特区时代"机会主义"价值观的深商正在面临挑战和淘汰，伴随着“后特区时代”的来临，新一的深商正在崛起。

      对更多的深商来说，现在的位置却依然是一个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