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作于1908～1909年，最初发表于《国粹学报》。该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

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王国维以“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高度评价了李煜的词，说它“神秀”，韦庄的词被称为“骨秀”，温庭筠的词称作“句秀”。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

“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

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

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末词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 

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他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

朱光潜《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7年6月，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