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对《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文心雕龙》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全书共10卷，50篇，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从《神思》到《物色》20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心雕龙》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关于批评的论述，颇多见解精到，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

刘勰（约公元465年～？）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沈庄）人。南朝梁时期大臣，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宋越骑校尉刘尚之子。少时家贫笃志好学，依靠名僧僧祐，学习儒家和佛家理论。撰写《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授奉朝请，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步兵校尉、太子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萧统去世，内心伤悲，请求出家，没有得到梁武帝许可。于是，烧发明志，法号慧地，出家并圆寂于定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