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秋雨演讲录７］何处大宁静
(2008-09-08 23: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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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化倾听】 |
何处大宁静
——余秋雨先生在台湾东海大学的演讲
只有宁静才能对晤历史
“历史情怀”这个命题十分诱人，它不仅让人享受学问，而且享受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享受博大无边的关爱之心。文学，不管是不是历史素材，都可与历史情怀相联系。即使是现代题材，如果有了历史情怀，都会有一种幽远深邃的内涵。例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的小说便是。他们写绍兴，写湘西，写上海，写台北，写的都是现代，为什麼和其他大量的现代作家如此不一样？主要不在於故事编织、人物刻画和语言功力，而在於不露痕迹地隐藏著一种历史情怀。对悠久遗产的长期浸润中所产生的有关生命方式和命运沧桑的感悟，使他们的笔端有一种超长的力度和高贵。
一般来说後代文化人总是从三种途径来面对历史的：第一种，本於知识，即汇集史实以求逼近历史真相；第二种，本於理论，即选择史料以求阐明某种学说；第三种，本於知识，即感悟历史以求拓展生命幅度。第一、第二种渠道主要属於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而文学家则垂青於第三种渠道。可惜这种渠道很少被阐述，人们只要一见到文学和历史相连结，便总是从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论的角度来要求文学，不知道历史情怀为何物。
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以自身生命与历史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这种寻找可以是精细的，也可以是鲁莽的，却都带有情感。一旦寻找到，还需要长久的逼视、追索，并与之默默对话，最後就产生了一种责任与关爱，情感愈来愈深，襟怀愈来愈辽阔，一旦有机会诉诸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他因历史而博大，历史因他而鲜活，反映在文学上，古希腊时所划分的抒情体与史诗的界限渐渐软化，个体抒情和整体史诗很难区分。
这个问题，也是我这些年写作散文以来经常被读者问到的。有的读者错以为我是在精细地钻研历史，有的读者则错以为我是在潇洒地把玩历史，他们的错就错在没有为历史情怀留出地位。我没有必要在文学中那麼端肃，更没有可能在历史中那麼放肆，只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文体让自己的生命与历史有较深较长的对晤，只是想用一种真挚的情怀让遥远的故事与今天的众生有或多或少的互补。
我很难就这个问题谈治学经验和构思技巧，而只能奉献一种对晤的心态，这种心态说起来十分平常，那就是宁静。
回想起来，我们每天总是那样混乱。就像一罈水，老是在搅动，水质无法清纯，水底无以沈淀，只能是一片混浊。要结束这种混浊，唯一的办法就是宁静，诚如《老子》十五章所说：“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
这里所说的宁静，当然不是指写作环境，而是指人的心境。心境也不是静三天五天、半年一年，而是长久、持续的宁静。写作的朋友们一般都懂得环境安静的重要，写作时常闭门谢客，甚至躲到乡间别墅，海滨小岛，这当然是愉快的，但就宁静而言，这些只是皮相之举。因为环境的安静只不过阻挡了外来的噪音，而真正能严重干扰我们的噪音却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身处阒寂之境而心底喧闹，正不如身处闹市而身心俱定。
也许有人从根本上否定心境的宁静对写作的重要性。不是有很多作家都把“心潮澎湃”作为执笔的前提吗？不是有人乾脆提倡“愤怒出文学”的原则吗？但是直接由即时的激动和愤怒兑换出来的作品却很难获得我们所说的历史情怀，因此不属於我们的讨论范围。
......
一位欧洲作家曾说，从一个热闹的聚会通向作品，中间必须有一个只属於作家个人静思默想的单间，在这个单间逗留多久，决定这个作品的质量。他指的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对於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说，热闹的聚会本身早已消逝，若要出现也只在想像之中，而想像就只能在宁静中完成。因此，涉笔历史更需要从单间到单间，从宁静到宁静。
......
漠视争逐
所谓争逐就是争名逐利，因此漠视争逐也就是漠视名利。
对此希望不要产生误会，以为我是主张排斥名利的。名利本身无所谓好坏，我重视它的“自然归向”。如果由於某个人的生命质量，有一些名利自然归向於他，他完全可以坦然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正属於我所说的宁静范畴。反之，对明明属於自然归向的名誉和利益却刻意拒绝，反倒阻断了自然过程，引得旁人必须对这种阻断作出修补和解释，恰恰造成诸多的不宁静，中国古代有些隐士、逸民的行为之所以让人觉得做作与矫情，道理就在这里。
另有一些人为了表示对名利的抵拒，故意懈於劳作，荒於事功，封闭自身的创造力，在无所事事中穷困潦倒，还美其名曰清高，其实他们已成为社会自然近程中的滞後性因素，虽然无所动作却表现出一种反作用力，就像在闹市的匆匆脚步间席地躺卧，反而破坏了秩序，扰乱了生活的整体安宁。
如果排除了上述这两种情况，那麼我们可以放心地说，离开了自然归向而进行过度的名利争逐，确实是我们失去宁静的基本原因。
过度的争逐是一种貌似清醒的迷失。清醒在争逐的意志力和权术上，迷失在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力和人生的终极目标上。有的当事人在争逐中节节胜利，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越缠越紧的魔圈，培植了一大串仇恨，绷足了防范的警觉，欠下了无数笔情，留下了一大堆许诺，怎麼也解脱不了，直到生命终结。他们表面上控制了大批的职员，甚至还控制了整个领域，实际上却无法控制自己。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见到过多少威风凛凛的失控生命！
生命的失控，更严重的是失控在与他人的敌对情绪里。这也是争逐是否过度的一条界线。跨国财团的总裁可能并未过度，而升斗小民却可能已经过度，也是以这条界线来衡定的。一般说来，向自然挑战，向自己挑战，乃至以正常心态向某种事业目标挑战，都算不得争逐过度，但只要敌对情绪产生，情况就完全改观。有了敌对情绪，一切奋斗就或多或少地降格为赌气，奋斗的内容成了假目标，而心目中的敌手却成了真目标。在这真真假假的多重目标的交错中，每走一步都成了对他人和自己的折磨，不再有舒展的时候。有时貌似舒展，但敌对情绪已成为一种求生防身的心理习惯，新的一轮折磨又很快接上。如此人生，真堪一悯！
......
在漠视纷争的问题上，令我特别心仪的是已故大学者马寅初先生。在一篇报导中看到，马寅初先生活到一百多岁的一个健身秘诀，是每天进行冷热水更替沐浴。五十年代他的著名人口学理论受到严厉批判，并因此被撤销了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儿子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洗澡，他听只“呜”了一声，没再说第二句话。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冤案彻底平反，并获得了比过去更大的荣誉，当时他已百岁高龄，他的也已高龄的儿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又在洗澡，听了之後仍然是“呜”了一声，不再说什麼。我觉得他这横跨数十年的两声“呜”极有魅力，“呜”出了高贵，“呜”出了操守，“呜”出了大宁静，简直足以傲视历史。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他得以高寿的更重要秘诀。
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宁静中表现力度的。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同意也好，批判也好，它总在，宁静得像磐石一般。如果心急如焚地去争辩，磐石立即就成为碎块。
为什麼曾经群峰林立的中国文化会一次次沦为瓦砾场？就文化内部的原因而言，便是碎块太多。碎块可以拾而投之，可以掷地有声，可以满天飞舞，但终究已拼合不成磐石。
谁都知道，让碎块再碎下去，那便是沙漠。
忍受难堪
......
就我体会，最大的难堪是恩义颠倒、黑白错乱、朋友背离、众人疑惑。如果你置身在一片延续了很多年残酷人际斗争的原野上，又不幸出了一点小名，却又无权无势，这种遭遇是很正常的。
我不想一一复述这些遭遇，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花些时间把其中一个 故事钩勒一下。
十几年来，我应邀担任过几十部文艺作品的策划和顾问，原以为这是尽朋友之道，只要自己不署名、不取利，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事情并没有那麼简单。如果作品不太成功，那倒罢了，麻烦的是作品取得大成功。大成功之後总有新闻媒体打听创作过程，我再隐姓埋名也躲藏不住，由於我名气稍稍大一点，别人就很容易把成功的主要原因算在我头上，这一来势必会惹怒其他参与者。有一次，人们刚刚发现一部频频获奖的作品背後有我的影子，就有一位参与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作品全是他写的，我把作品改坏了，而我去修改的目的，很可能是“企图署名”。
尽管“企图署名”的说法那麼可笑，但因与我有关，立即成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文坛热闹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来向我作过任何询问，却有十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快速召开座谈会并向全国散发简报，说“要好好对文化名人进行思想教育”。有一个人发表文章自称是我的老师，说我在某个深夜给他打过一通电话，电话里大有疑点。又有一个人向香港报界透露，说那麼有名的余某人居然把自己的名字署到了别人的作品上，引得香港一位爱读“文化苦旅”的资深专栏作家将信将疑，写文章传播了这件怪事。还有一个人硬说是我的中学同学，说我读书时语文成绩远不如他，怎麼可能成为文化名人，还能改别人的作品。北京一位据说是有点权威的人士也发言了，说余某人如此欺侮一个可怜的无名之辈，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在这个势头下，各种奇谈怪论随之而来，例如说我根本没有到过“文化苦旅”中的任何一个景点，是坐在家里拿著地图乱写的；甚至，我在文革中可能还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後面的这个谣言因违背了起码的政治常识在大陆很少会有人相信，於是便播扬在港台和欧洲的报刊上......
那段时间延续得很长，我年迈的父亲因为眼睛不好不能看报，却能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些人在电台的一轮轮谈话，以为儿子即将被“打倒”，由此病情加重，我的妻子在外地一打长途电话便痛哭失声，说不出一个句子。使我更感难堪的是，这麼多恶名一起向我扑来，我该以什麼语言来面对我的诸多学生和大量读者？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旁观者出现提几个最简单的疑问，例如请对方把没有“改坏”的原稿拿出来看看，或请他出示我“企图署名”的任何一个证据，情况也许会改观。我甚至期待有一个热心人出来客观地找对方谈一次，再找我谈一次，疏通一下。但我等了很久，一个人也没有出来，我往常那麼多号称“情同手足”的朋友们都到哪里去了？
终於，一个朋友悄悄对我说：“你简直又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文革。”但他也怕文革，不敢吱声。另一个朋友说：“这些人你不认识，我倒认识几个，谁也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远远看热闹的份了。”又一个朋友说：“你是飞来横祸，好心没好报，去算算命吧。”还有一个朋友以兄长般的口气对我说：“你老兄怎麼会得罪那麼多不认识的人？是不是平时言语有不慎之处？”较多的朋友则是小心翼翼地劝我：“多保重身体，别想不开。”......他们应该了解我的为人，平日也不断听到他们对我的高度赞扬，但一旦有事，而且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真正的小事，却都走的远远的，我完全孤立无缘。......
由此想到，那些在政治灾难中终於自尽的文化人，如果当时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未必会向死亡叩门。可惜朋友都迟到了，迟到在平反昭雪之後，悼念亡灵的文章连篇累牍。
我真想破门而出，写一篇长长的文章反驳对方，但是，既然连我的朋友们都如此躲闪，一场斗争由谁来仲裁？我写给谁看？而且，对方那麼多人既然已经出马，他们正等著我反击，你来我去何时能了？......
後来，那位创作参与者怕继续说改坏了作品会产生署名权上的麻烦，又转而全盘接受作品的定稿本了，我恰巧又在一次民意投票中被选为“上海高教十大精英”，至此，一切朋友都重新在我身边活跃起来，批判者们也开始收敛，只有少数几个转而批判我的散文，却也都谨慎地化了笔名。甚至有一个当时闹得最起劲的人还不断托人来说是误会，希望能见到我，说是“今後只要余先生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刀山火海在所不辞。”我对传话的人笑了一笑，说：何必呢。
从这件事我懂得了，如果我们自己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真的也就会不成其为难堪。不要理会，不要声辩，不要期待仲裁，也不要企盼朋友，我那麼多日日夜夜的焦灼、气闷、等待，其实都是无谓。如果当时的心态不是那样浑浊，至少还可增加两部像样的著作出版。我一直认为，这件怪事是冥冥中的上天对我心性的一种试炼。我的成绩如何？只能说是一般。但自信今後一定会有大的改变。
这麼说来，我是不是想进入不问是非的天地？不是。如果事涉人类生存、民族大义、民众利益，我绝不会退让躲避。但像上面这样的事，与人类生存、民族大义、民众利益何关？
小事很可能闹大，但闹大了也还是小事。闹大了的小事容易激发起不良情绪，在不良情绪下又容易把小事错当大事，大张旗鼓地闹起来。因此，其间的关键是不良情绪。不良情绪来自何方？来自缺乏自信的自卫本能，来自反常的心理敏感。委屈、难堪、沮丧，都与此有关。
既然明白了，那麼，就让我们对自己承诺：不管在什麼情况下都拒绝接受不良情绪的奴役，心中永远是净水一罈。
对，是净水一罈。任凭天上云卷云舒，我只给个倒影，不起一丝涟漪。
来源：百度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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