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词坛，龚鼎孳、梁清标、吴伟业雅负盛名；继之而起者是所谓前七家，即宋徵舆（辕文）、钱芳标（葆馚）、顾贞观（梁汾）、王士祯（渔洋）、沈丰垣（遹声）、彭孙遹（羡门）、纳兰性德（容若）；加上李雯、沈谦、陈维崧，被目为前十家。此外，与陈维崧齐名者有朱彝尊，从康熙至乾隆，这两家的影响十分广泛：乾隆年间的厉鹗、过春山近于朱彝尊；郑燮、蒋士铨近于陈维崧。而厉鹗的影响，以其故乡杭州为中心，从浙江西部一直进一步扩展到大江南北，以至于被目为浙西派。针对这一派，江苏武进张惠言进而提倡“言内意外”之说，乡人和之，是为常州派。常州即武进。惠言的外甥董士锡承续其学，士锡的好友周济又得其传，最为杰出，常州派的基础由于他而更加巩固，以至在清末词坛上形成重大势力。其最后的权威是谭献。徐珂亦是谭的门弟子。上述“前七家”、“前十家”的确定，亦出于谭的《复堂日记》。谭又将乾隆、嘉庆以后的名家，选定为后七家，即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项鸿祚、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再加上张琦、姚燮、王拯，定为后十家。但此概为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应该增补若干浙派名家。

    以上概述自于徐珂《近词丛话》，原文如次：

    明崇祯之季，诗余盛行，人沿竟陵一派。入国朝，合肥龚鼎孳、真定梁清标，皆负盛名。而太仓吴伟业尤为之冠，其词学屯田、淮海，高者直逼东坡，王士祯以为明黄门陈子龙之劲敌。自余若钱塘吴农祥、嘉兴王翃、周篔，亦有名于时。其后继起者，有前七家、后七家，前十家、后十家之目。前七家者，华亭宋征舆、钱芳标，无锡顾贞观，新城王士祯，钱塘沉丰垣，海盐彭孙遹，满洲性德也。征舆字辕文，其词不减冯韦。芳标字葆? ，原出义山，神味绝似淮海。贞观字华峰，号梁汾，考声选调，吐华振响，浸浸乎薄苏、辛而驾周、秦。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尤工小令，逼近南唐二主。丰垣字遹声，其词柔丽，源出于秦淮海、贺方回。孙遹字羡门，多唐调，士祯撰《倚声集》，推为近今词人第一，尝称其吹气若兰，每当十郎，辄自愧伧父。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其品格在晏叔原、贺方回间。更益以华亭李雯、钱塘沉谦、宜兴陈维崧三家，遂为十家。雯字舒章，语多哀艳，逼近温、韦。谦字去矜，步武苏、辛，而以五代北宋为归。维崧字其年，郁青霞之奇气，谱乌丝之新制，实大声宏，激昂善变者也。同时与其年齐名者，为秀水朱彝尊。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当时朱陈村词，流遍宇内，传入禁中。彝尊又别出新意，集唐人诗成数十阕，名《蕃锦集》，殊有妙思，士祯见之，以为殆鬼工也。然彝尊词一宗姜、张，其弟子李良年、李符辅佐之，而其传弥广。康干之际，言词者几莫不以朱、陈为范围，惟朱才多，不免于碎，陈气盛，不免于率，故其末派，有俳巧奋末之病。钱塘厉鹗、吴县过春山，近朱者也。兴化郑燮、铅山蒋士铨，近陈者也。太仓王时翔、王策诸人，独轶出朱、陈两家之外，以晏、欧为宗。时翔字抱翼，其词凄惋动人。策字汉舒，意味深长，亦自名家。至宜兴史承谦、荆溪任曾贻，自出杼轴，独抒性灵，于宋人吸其神髓，不沾沾袭其面貌。一语之工，令人寻味无穷，而又不失体裁之正则，亦词家之作手也。
　　乾嘉之际，作词者约分浙西、常州二派。浙西派始于厉鹗，常州派始于武进张惠言。鹗词宗彝尊，而数用新事，世多未见，故重其富，后生效之，每以捃摭为工，后遂浸淫，而及于大江南北，然钞撮堆砌，音节顿挫之妙，未免荡然。惠言乃起而振之，与其弟琦选唐、宋词四十四家，百六十首，为《词选》一书，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着之原，比傅景物，张皇幽渺，约千编为一简，蹙万里于径寸，诚为乐府之揭橥，词林之津逮。故所撰作，亦触类修畅，悉臻正轨。其友人恽敬、钱寄重、丁履恒、陆继辂、左辅、李兆洛、黄景仁、郑善长辈，亦皆不愧一时作家。其学于惠言而有得者，则歙县金应城、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而传其学者，则武进董士锡也。荆溪周济，友于士锡，尝谓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其所立论，实足推明张氏之说而广大之。所着《味隽斋词》及《止斋词》，堪与惠言之《茗柯词》，把臂入林。盖自济而后，常州词派之基础，益以巩固，潘德舆虽着论非之，莫能相掩也。
　　后七家者，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项鸿祚、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也。惠言字皋文，济字保绪，号止庵，自珍字定庵，鸿祚字莲生，宗衡字海秋，春霖字鹿潭，敦复字剑人。七家中莲生、海秋、鹿潭之作，大都幽艳哀断，而鹿潭尤婉约深至，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人推为倚声家老杜。合以张琦、姚燮、王拯三家，是为后十家，世多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