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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写作诗歌？诗歌到底能够给一个人一个国家带来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与诗人的命运又将如何？以五十年代胡风的著名诗作《时间开始了》为序幕，《问教》邀请著名评论家吴思敬、著名诗人潘洗尘、汪国真、邰筐，悉数诗歌中国前进的脚步，回忆诗歌带给共和国以及每个人的人生记忆和感动。
    胡风《时间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
    我是海，我要大，大到能够环抱世界，大到能够流贯永远。我是海，要容纳应该容纳的一切，能澄清应该澄清的一切。我这晶莹无际的碧蓝，永远地，永远地，要用它纯洁的幸福光波映照在这个大宇宙中间。
    食指《相信未来》（20世纪60年代）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20世纪70年代）
    我想回家，找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潘洗尘《六月，我们看海去》（20世纪80年代）
    我们是一群东奔西闯狂妄自信的探险家啊，我们总以为生下来就经受过考验经受过风霜，长大了不信神不信鬼甚至不相信我们有太多的幼稚，我们我们我们就是不愿停留在生活的坐标轴上，六月是我们的季节。很久我们就期待，我们期待了很久，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
    汪国真《热爱生命》（20世纪90年代）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便勇敢地吐露真诚。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诗歌评论家吴思敬先生认为，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诗歌在中国的火热场面，从90年代以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诗歌和诗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诗人头上的桂冠不再像以前那么灿烂。但是，诗并没有在我们的社会中退出去，很多诗人都在坚持创作，喜欢诗的年轻读者，也是非常多的。
    曾经打过很多份工，现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的邰筐作为新世纪初的诗人代表被邀请到节目现场。在吴思敬看来，邰筐的诗作当中更多地体现了民间底层的生活状态，邰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有很强烈的生命意识，他能够把生活中一些寻常的现象，很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诗歌当中。
    曾经因为一首诗而闻名全国、现已从商的诗人潘洗尘则说：“我自己从来没有从诗歌的角度来回顾这首诗歌（《六月，我们看海去》），它对我来讲只是我青春年代的一个记忆。”
    在节目的互动环节，一位观众问到了诗歌创作的动力和目的：“我想知道，作为著名的诗人，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失忆了，再没有人看你们的诗的时候，你们还会继续写吗？作为诗人，你们孤独吗？你在写诗的时候是个人灵魂的呐喊更多一点，还是心里装着读者更多一点？”
    对此，潘洗尘作答：“当你问诗歌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想反问一个问题，爱情有什么用？因为我觉得人始终处在两种需要的境遇下生活，一个是生存的需要，一个是生命的需要，生存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粮食、汽车等一切物质的东西，它们是有形的。另外，我们还有生命的需要，包括爱、诗歌等等，它们是无形的，是我们灵魂中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失忆了，我想我一定还会写诗，因为写诗本来就是没有考虑诗歌要留给谁，或者要被人们记忆，这只是在表达自己，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当每个人都把自己表达得很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会被表达得很充分了。”（转自《语言文字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