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管理哲学专家成中英认为：人类管理科学的发展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人性论的管理哲学而建立起来的管理理论；二是完全独立于人性论的管理哲学而以其自身为最高标准。西方的管理体系是走后者的路，其弊端被后来的学者所揭示(参考文献24，第10页)。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则较多地突出了前者的思路，比如，顺应人性(包括理性、感性、情义和悟性)的自然关系的建立和调适；对领导身体力行和实践表率作用的重视；层级性和发展性的目标追求；启发自内而外或内化的动力以实现目标；开展恒常性的学习和反省的教育；建立互助、互信和忠诚的责任和德性；结合利益、安稳和愉悦以求生生不息：从具体经验中追求改善并锲而不舍。显然，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线索看，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显示的非凡智慧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此时恰逢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经历着重大的转变，旧的生产关系已经衰落，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旧的国家秩序已经崩溃，新的国家秩序亟待建立。私人讲学的兴起形成了诸子百家学派，各自提出了自己治理天下的管理主张，并为此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论证和激烈的学术争鸣。春秋战国时代涌现的"诸子百家"，以《史记》作者司马迁记录其父司马谈的说法，主要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则提出了"九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如加上"小说家"，就为十家。各派学说，都以不同方式提出了治理国家、管理生产的谋略计策。就管理思想的内容而言，孔子、老子、韩非子、管予等各有特点。此外，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从军争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管理思想。孔子、老子、韩非子、孙子和管子的管理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水平和特色。本书从借鉴的角度出发，选择介绍这五位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这对于把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对指导今天的管理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帮助。

 

第一章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选介

 

天地之性人为贵。

子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老子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浩如烟海，对现代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历史发展考察，孔子、老子、韩非子、孙子和管子的管理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考察这五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管理思想，对于把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一节 孔子的管理思想

 

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其思想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管理思想大部分与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张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其伦理道德相互交织。孔子强调德治，主张以伦理道德去教化人。孔子一方面强调"为政"，即通过治国平天下去管理国家；另一方面主张"修德"，即修身为中心的伦理道德的修养和完善(参考文献25，第50页)。管理是内在的，以"王""霸"为目标，修身是内在的，以"圣人""君子"为目标。这些主张从谋略角度看，即"内圣外王"的管理思想。其主要的管理思想如下所述。

一、管理目标：追求稳定

在孔子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仁"，管理的最高境界也是仁。"克己复礼为仁"，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国家管理，都要符合君、臣、父、子的伦理规范，符合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孔子强调民本，但民本是手段，维护统治秩序才是目的。"民"在孔子心目中并不是至高无上，至高无上的是"君子"。从维护统治秩序出发，孔子要求本固邦宁，"邦宁"是孔子的管理理想，追求稳定。这与西方"求变革"的思想大相径庭。稳定是管理系统的基础，如果不稳定、不和谐，就可能导致运作和发展的失衡。管理系统的稳定涉及到许多方面，如：组织成员稳定是重要条件，孔子说："近者说(同悦)，远者来"。就是要通过人才的同心满意来吸引更多的人才。又如，管理系统的稳定离不开确定的、合乎管理目标的规章制度和行为道德规范，应以仁率礼，内仁外礼。为此，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这样，管理系统才有整齐划一的行为。所谓"克己复礼"，"复"是符合的意思。为了实现管理系统的目标和系统的稳定状态，应该让组织的集体行为和每一个组织成员的个体行为符合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通过组织规范追求系统稳定，是管理思想的重要思路。

二、管理基点：以民为本

管理基点是管理的出发点，决定一系列的管理战略策略。匹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基点是以制度或技术为本，如泰罗科学管理就 是以"物本"为基本。孔子韵管理基点是以"民"、"人"为本，"博施于民而济众，""仁者爱人"，把群体作为管理的基点。孔子的民本与西方人本主义都以人为中心，但西方的人本相对于"神本"而言，强调个人自由、独立和主权，侧重个体意识，进而导致个体的竞争取向、道德心理上的罪感取向；孔子的民本相对"君本"而言，侧重于群体认同、群体意识，进而导致个体之问的和谐取向、道德心理上的耻感取向。过于强调个体本位容易导致个人心理不良、人际关系紧张、沟通不畅、协作不力；过于强调群体本位则容易扼杀个人能动性，导致权威崇拜，缺乏参与意识和独立能力，使活力和创新力不足。显然，如何把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包含着在管理实践中需进一步解决的谋略问题。

三、管理艺术：中庸之道

孔子中庸之道是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对中庸阐述最基本的是在《礼记·中庸》中所记述的孔子对舜帝评论时所说的一句话"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孔子所谈的"两端"是极端，指"过"、"不及"，都是事物的"非"状态而不是"是"状态。在这两个属于"非"的"极端"状态之间，存在着代表理想状态的"中"。"中"是事物"是"状态的体现。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思想所指"两端"是一种特殊的矛盾，这种矛盾对立双方不存在谁是谁非的区别，都属于"非"。对这种矛盾，孔子认为不应该片面强调对立双方中任何一方，更不能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应该坚持"中"，坚持常理、常规、标准、度，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道"。可见，孔子的"中"为"正"之意也。

管理工作中运用中庸之道，要求目标要有度，指标要有度，择优要有度，用人要有度，用财要有度，待人要有度，批评要有度，授权要有度，分配要有度，赏罚要有度，发展速度要有度，组织规模要有度，集权程度要有度，管理幅度要有度，措施运用要有度，等等。这个"度"，就是"中"。在管理决策目标的选择上，有一个求"中"即满意目标问题。因为最劣目标和最优目标都是极端的理想状态，一般是不存在的。管理决策的核心是求得适"中"目标。在组织结构上，极端规范化和极端自由化都是两种极端状态，极端规范化将走向形式主义并导致组织成本增高，极端自由化将导致组织缺乏统一性和战斗。因此，选择一种介于极端规范化和极端自由化的状态之闻的组织结构。也是一种申庸之道。可以说，中庸之道是管理战略、策略中非常重要、非常有效的谋略基础。

虽然孔子强调"中庸"，但其"中"是一种发展的状态。《论语·子罕》中说："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说明，过去的时光如河中之水不断流逝，世间的一切也如流水。因，此，对管理系统的各种状态，既要取其"中"丽行之，又要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推进"中"状态的发展。这就是管理的动态性。可见，求"中"而又不固定于"中"，这也是管理思想的生动体现。

四，管理人才：育才举贤

在管理人才上，孔子思想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育才举贤。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其育才思想强调"学"，"吾赏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是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管理者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不重视学习，爱好仁德易被人愚弄，机智的人易三心二意，讲求信用的人易是非不分，直率的人说话易表现尖刻，勇敢的人容易出乱子，刚强的人容易狂妄自大。为了达到学习的目的，必须不屈不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秦伯>)，"学无止境"。可见，从孔子论述可见，掌握管理知识是搞好管理工作的必要条件，为了迎接日益复杂的管理实践的挑战，正确的应对谋略就是学习，掌握管理的规律性。

对有才之人，在管理中必须举贤。孔子认为，治理好一个国家的三个条件是明君、贤臣和民心。鲁国的君主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虽然孔子这一论述中有较重的人治色彩，但强调"为政在人"，重视人才对管理系统的作用，还是极有见地的。如何举才，孔子强调举贤才不分亲疏，任人唯贤，关键在于无私。"君子之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君子对于天下的人不分亲疏，无论厚薄，只亲近仁义的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作为君子应团结大部分人，而不相互勾结，不偏袒私党；小人则相互勾结而不讲团结。为了有效地举贤，必须重视青年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子罕>)年青人可畏，怎能知道将来赶不上现在的人呢。为了举贤，应识才。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使民众服从，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错"为安置的意思。孔子意指要举正直、有真才实学的人，废置邪恶、无真才实学的人，使"直者"在位，"枉者"置于其下。为了确切地了解人才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提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考察一个人必须看他当前的所作所为，考察他过去的历史，再研究他的动机。那么，这个人就难以伪装了。看人要全面，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考察一个人要看是否有明确的人生目的，是否依据道德办事，是否能正确对待他人和自己，是否有礼、乐、书、数、御、射等真才实学。

从孔子的育才举贤谋略可见，要把培养人和使用人统一起来，把人才的德和能统一起来；要善于把握人才的昨天和今天，要重视培养年青人。要从仁德和真才实学方面对人才进行考察。

五、管理约束：为政以德

在实现管理目标的法制和德治两条谋略思路中，孔子选择的是德治。"为政以德，譬似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如以德治为法，管理者就会如北极星一样位于管理系统的中心，组织成员会自觉地厨绕他丽行动。这才是一种最佳状态的管理。孔予认为，德治的主要手段是伦理道德规范，即通过共同的生活及行为规范准则，使管理系统的目标、宗旨、价值观内化为被管理者内心的指导思想，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伦理规范是无形的约束丽没有成文的规定，其执行的基础是舆论监督和内心的耻辱感，这样免去了复杂的规章制度豹管理控制投入，减少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阀的冲突和对抗，有利于建立和谐信任的人际关系。孔子这种德治恩路的根据在于对入性"善"的假定与把握。为了实施德治，管理者必须带头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焉敢不正?"言传身教是德治的形式。"其身正，不令丽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正"是孔子对管理者的一种较高的要求，通过"正已"才能"正人"。为此，管理者必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廉自守，群丽不党。

为了搞好德治，孔子要求管理者要行仁政，要爱民，以仁为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丽达人"(《雍也》)。仁者应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此句的字面意思是，天下太平盛世，制礼作乐以及出动军队由天子决定；天下黑暗腐败，制礼作乐以及出动军队的事便由诸侯决定。处于太平盛世，国家最高政治权力不会由大夫把持。处于太平盛世，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孔子这段话包含着世道安危与权力定位的谋略思想，也包含着管理机构集权和分权及机构设置的非常深刻的道理。用现代管理的话来说，即大权集中，适当分权，管理就有序。要达到这一状态，必须对管理系统的组织机构、权力定位、责任界定、利益分配进行明确的规范。这就是"正名"。《论语·子路》中子路问孔子，如果去治理卫国，应该先做什么事情?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即名分，是管理系统中各个单位、部门、管理人才的地位身份、权力职责、利益的确定和标志。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需要把管理系统的权力和职责统一起来，把集体权力和个人权力统一起来，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把管理系统的责、权、利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显然，"正名"是管理系统正常运作的有效谋略。

 

第二节 老子的管理思想

 

老子的思想集中在《老子》一书中。书中涉及大量的哲理，但也与管理思想相通。班固在《汉书》中曾评价老子："道家者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南面之术即为管理国家的办法和谋略。老子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管理原则：道法自然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道是人类生活的准则，是客观存在的宇宙本源，是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从管理的角度看，"道"是管理的规律和原则。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即指管理是一个有独特发展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如何理解管理规律，《老子》开篇即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即是说，人们对管理的规律不可能掌握解释得完全，只能掌握有限的真理，而不能掌握绝对真理。尽管如此，管理主体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尽量遵循客观规律，使自己的管理行为接近于客观规律。以此思想出发看近年来出现在管理学领域的各种理论，尽管都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但都是对客观规律的某一侧面、某一局部的反映。而作为管理者，应善于在特定条件下恰当地运用有关的管理理论，接近或符合管理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搞好管理工作。"道法自然"，接近和趋向客观规律，这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指导性谋略。

二、管理中心：人居其一

管理要素是由人、财、物、信息和时间构成的。人是管理要素中活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因素。因此，管理的中心是对人的管理。因此，老子认为必须以人为本，"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25章)。把人作为宇宙间与道、天、地并列的第四大要素，说明了老子的人本思想。经理学派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管理学者德鲁克说："人是我们的最大资产"。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说："从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这么说，无论领导人多么有手腕，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企业的将来归根到底是掌握在全体职工的手中，说得夸张一点，主宰企业命运的，正是职员们。"如何以人为本，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应无私心，以百姓即被管理者的心为自己的心。这不仅具有民利观点，而且还有民主观点。在管理实践中要取得众人的拥护，必须"重积德，则无不克"(《老子>第59章)。这里包含着"攻心为上"的管理思想。

三、管理艺术：负阴抱阳

老子的管理艺术包含着朴素辩证法思想，核心是强调矛盾、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思想。管理与万事万物一样，是包含着矛盾的统一体，"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第42章)。把握管理思想问题，也必须从矛盾的方面去理解，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利润目标与市场占有率、命令式管理和自主式管理、集权与分权、管理系统与环境条件、总体目标与个体目标等矛盾关系。在管理实践中时时都面临许多的曲折困难，这是每一个管理系统都不可避免的。如何看待这一点，老子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管理者要善于从困难和危机中，从难题和曲折中看到矛盾的转化，从危机中看到良机，看到管理系统面临的机会和转折，并要善于把握住这些机会。管理活动是逐步趋向目标的行为，应通过量变推动质变，"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群体关系、权力过渡、市场战略、组织变革都应考虑管理系统可能的接受程度，通过逐步量变实现目标。这种谋略是适应大多数管理系统变革和发展实际的谋略选择。

四、管理基点无为而治

"无为而无所不为"是老子的一句名言，是老子管理思想的重要谋略。"无为而无所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48章)。此处"取"为治理，无事即无为；有事即有为，也就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妄为。老子认为，宇宙本原是道，道无为；人应该遵循道，故人也应无为。无为否定人为，强调顺物之自然。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为的结果，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所以，可以说是无所不为。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一件事不是"无为"所为的。"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3章)。治理天下，应该无为；如果违反规律去"有为"或"人为"，那就不可能治理好天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第64章)。固执地坚持"有为"，盲目蛮干，必遭失败。管理实践应该遵循其客观规律，如果按人为的臆想去从事管理工作，肯定是搞不好的。

从无为而治出发，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老子针对无为丽治采取的谋略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57章)。正指法制禁令，功能是禁恶，正其不正。奇是用兵的谋略，出奇制胜。奇和正两种谋略都不能用来取天下，治理天下只能用"无为"。从管理系统来看，对外部竞争必须用"奇"谋，出奇翩胜；处理内部关系不能用奇谋，而应用"正"即必要的规章制度，否则丧失民心。从整个管理系统的全局指导思想看，仅凭"奇""正"是不够的，而只能按客观规律办事，靠"无为"的指导来勰决问题。这种针对管理系统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应对的谋略意义极大。

五、管理对策：以柔克刚

"弱者道之用"(《老子》第柏章)，这是与"反者道之动"相对应的一句话。"弱"指柔弱，代表负面的概念。柔弱是道的属性，是道的作用所在；处柔守弱，是保持事物符合"道"的最好的手段，是"自然无为"的主要体现。为了论证这一思想，老子提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第78章)。为此，老子提出"上善若水"(《老子>第8章)的命题。显然，老子采取的谋略思想是"以柔克刚"。从管理角度看，小可以胜大，弱势企业可以通过努力战胜强势企业，船小好调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柔克刚的关键是，柔者有正确的战略、适宜的发展条件、能够把握的机会，当然也包括高水平创意的谋略。

 

第三节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其法治谋略集前期法家"法"(商鞅)、"术"(申不害)、"势"(慎到)三派之长，强调国君必须行法、执术、恃势，使法、术、势三者密切结合，"抱法处势则治"。韩非的管理思想的中心是事异备变，实事求是。"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古今的习俗风气不一样，管理的措施也应该不同。"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是否革新要看旧的管理是否还可行，是否切合现在的实际。根据这一原则，韩非将其所处社会与尧、禹时代作了对比，发现剩余产品出现导致人群的分化，仁义管理已无作用，只能以法治国才能使国家稳定、富强。韩非的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管理基点：乱世重典

"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这是韩非在分析当时社会状况时所得的结论。韩非的谋略思想主张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重视制度而不重视人的因素，重视法理而不重视人情。其思想内容与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似一脉相承。韩非的人性论指导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因而在管理中强调"利""欲"的作用，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由经济目的所支配，任何人都是根据利的"计算之心"来行事的。这与西方的"经济人"、"理性人"如出一辙。从管理系统来看，高层管理的重心只能是抓根本性、全局性、普遍性的东西，为了提高运作和管理效率，重点必然是管理系统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主要包括组织结构设计、规章规范制定和组织的战略规划和目标定位。管理组织的优势取决于战略、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运作效率，这些都涉及到法制管理的问题。从管理思想上看，实际上就是以"严刑"、"重典"设置管理系统的体制、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

二、管理成本：入多事功

管理系统的活动都涉及到投入产出的计算。"人多"指在管理活动中必须以增加收人为原则，一切经营管理活动都要讲求经济效益。"事功"指提高管理活动的经济效率。韩非认为，任何生产管理活动都必须计算收支的多少。收大于支的事可以大干，收小于支的事不干或少干。从追求经济效益的谋略看，只有讲求"人多"，才有"事功"。为此韩非讨论了影响"入多"和"事功"的因素，除了天时、地利因素外，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人必须善予利用自然条件，加强生产管理，致力于耕作技艺，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工效，组织流通，引导消费等。此外，韩非还注意到了工作时间与工作效率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时间的丧失将导致社会经济效益的下降。这些思想，除了管理内容外，其谋略创造也是很有见地的。

三、管理要点：重在治吏

韩非倾向于中央集权制、分级管理、逐级监督、形名参同的管理体制，要求最高领导者要善于充分利用别人的智慧，"上君尽人之智"。为了搞好集权体制的管理和权力监督，韩非主张"治吏不治民"，认为最高领导者的任务不是处理基层的琐碎事务，而是管理、监督直接下属的官吏。"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为了有效地监督下属，韩非提出了"形名参同"的监督办法，将下级官吏的实际政绩(形)与法令、制度的规定(名)对比检查，通过逐级检查，看形与名是否相同。显然，"滥竽充数"只能导致形、名不同。这实际上是一套管理控制系统。从控制论角度看，有效的控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根据管理目标建立的控制标准；二是能够获得实际结果与控制标准之间的偏差信息；三是能够通过控制手段来纠正实际结果与控制标准的偏差。韩非的"名"即控制标准，"形"即实际结果。人事任免和赏罚二柄是纠正措施。韩非的治吏思想与现代控制论不谋而合。

 

第四节 孙子的管理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主要研究"兵"即战争问题的，但实际上涉及的都是竞争和谋略问题。《孙子兵法》直接的应用是在市场竞争战略中，间接地也用于经营决策、生产运筹、领导思维、管理思想等。从管理思想角度看，《孙子兵法》有以下杰出的谋略思想。

一、战略对策：未战先算

管理也是一场竞争，涉及管理资源的运筹，需要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这实质上是一种战略对策。孙子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计篇>)。可见，先算是取胜的重要条件，先算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对管理运筹、组织改革、企业战略、市场策略等重大的管理举措，必须先算，有较大的成功可能性再行动。"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在管理实践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先胜后战是必要的。如何做到"胜算"?孙子提出了三个方面：一是杂以利害。"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九变篇>)。在管理中全面分析利、害的可能性，有利于全面考察问题。二是计险察危。"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孙子兵法·地形篇>)。管理主体要预测和把握系统的危机，以利于防患于未然。三是趋利避害。在管理实践中，必须考虑回避风险和组织可能面临的危机，追求组织的最优目标或满意目标。

二、决策条件：知已知彼

管理的对策是一个管理主体与环境、管理要素博弈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进行依赖针对实际问题和现实目标的行动方案。一个行动方案是否能够满足实现组织目标的需要，能否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取决于该方案是否符合客观情况，也即博弈双方的实际情况。为此，孙子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知己知彼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原则和行动原则。管理者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优势长处、资源情况、组织实力、系统弱势，不了解环境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要取得管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知已"是不易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需要管理主体无情地解剖自己。孙子提出了一些"知彼"的谋略。一是通过直接观察"相敌"之蛛丝马迹；二是调动敌人的"动敌"来了解对手；三是通过"用问"来了解对手情况，如因问、内间、反问、死间和生间等。总之，知己不易，知彼也不易。从信息角度看，这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

三、竞争应对：因敢制胜

竞争是双方的较量，其结果不以己方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必须在己方目标的引导下，随着对方的变化而变化。"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孙子兵法·虚实篇>)。只有根据对方变化而应变，才能取得竞争的胜利。在经营管理的竞争中，必须根据市场现状、内部情况、环境条件、人员士气等方面的客观情况来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取得经营管理竞争的成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篙>)。能够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这才是竞争成功的保证。如果仅仅只从别人的成功管理经验出发，从本本出发，从管理主体的目标追求出发设计竞争策略，在实践中是难以取得成功的。从经营策略看，价格竞争对有的企业来说是成功的，但有的企业运用时又失败了。从管理机构看，设置区域销售公司对一些企业来说是成功的，但一些企业以此为经验，学习后难免陷于管理成本高、机构重叠、信息滞后等怪圈。其原因从方法角度看，是不能"因敌制胜。"动态管理、人情管理、军队式管理、过程管理、质量管理、规范管理、行为管理等管理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和配合条件，离开己方和竞争对手情况而一味仿照，难免在竞争中失利。

四、竞争手段：上兵伐谋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由市场扩展到管理领域。竞争需要管理工作以博弈方式应对。这需要从竞争手段上强化基本谋略。谋略对路，胜利有望。从孙子兵法的思想看，重要的一点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已由产品、技术、质量、价格、服务等方面的竞争扩展到管理方面，管理竞争已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国内一些前几年有较大知名度的民营企业步入衰退，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上的失误。因此，取得市场竞争决胜的最好手段是"上兵伐谋"，以谋略取胜而不是仅寄希望于两军正面交锋。要"不战而屈人之兵"，需要从竞争的动静、利害、奇正、虚实、短长、死生、迂直、攻守、乱治、勇怯、强弱等一系列对立统一中把握相互转化的条件和时机，抢占先机，稳操胜券!要在管理竞争中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孙子提出的四个"伐谋"的原则是值得参考的。一是出奇制胜。"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兵法．势篇>)。管理竞争必须在竞争手段上独树一帜，才能高屋建瓴。二是兵贵神速。"兵之情主速"(《孙子兵法．九地》)。管理竞争中必须获得信息快，决断快，行动快，应变快。三是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管理竞争的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因此，必须考虑管理的投入和产出之比，考虑管理系统在竞争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四是疾而有徐。"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孙子兵法·军争》)。管理中看准的工作行动要快，该谨慎的不宜急躁，保守商业和竞争机密不轻易外露，在实力较量中应有雷霆之势。

五、组织建设：治众如寡

孙子在论述军事竞争的"势"时，特别强调将帅的管理指挥才能，提出"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兵法·势篇>)。孙子认为，要做到治理人数多的军队像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这是组织编制的问题；要做到指挥人数多的军队作战像指挥人数少的军队一样，这是通信、指挥的问题；全国军队之多，要使其一旦遭受敌人进攻而不致失败的，这是"奇正"运用的问题。显然，管理组织也与军队作战一样面临着"治众如寡"的问题。事实上，随着管理系统规模的扩大，信息传递、管理幅度、沟通协调、信息反馈等工作量呈指数形式增加；管理系统规模的扩大伴随着与外界交往关系的增加，这使组织系统面临更多的竞争选择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才能"治众如寡"，孙子提出了从组织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进行规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文为仁义之心的教化，武为规章制度的约束。孙子提出从管理者方面进行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管理者要"静以幽，正以治"，谋略上镇静而深邃，作风上公正严明而有法度；"修道而保法，""软管理"和"硬管理"两手都要抓。这样，才能形成统一、有序、齐心、有力的系统行为，才能"治众如寡。"

 

第五节 管子的管理思想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管子，经商鞅、申不害等，由韩非集其大成。《管子》是法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主要记载了法家特别是管子的许多管理治国思想，其中不少强调了管理的辩证性质。

一、管理假设：人性观

在《管子》成书以前，已经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性观，主要包括孔子的"性可塑说"，孟子的"性善说"，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等。孔子重视人的作用，但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天命的成分，人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墨子不讲天命，也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墨子·非命>)，但他对天、鬼却又极为推崇，人还是附庸。孟子有很浓的天命论思想，认为有意志的天是世界的主宰。伺时他又认为人皆有"四心"，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也引出了他在政治管理上的"仁政"思想。而告子则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如同水流无分东西。一个管理者对人性的观点，决定着他基本的管理观。《管子》对人性的看法主要有：

(一)人，水也

《管子·水地》篇提出："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这个观点阐述了相对科学的人的生成程序，撕去了一直罩在人身上的神秘外衣，肯定了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物质世界不断进化的结果。《管子·内业》还说："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认为气是第一性的，精神现象是第二性的。

(二)人性本恶，但可引导

人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的社会属性，三是人的精神属性。《管子》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应该说还是认为人性本恶。《管子·版法》中有这样的概括："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认为人的自然属性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这很像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这一思想也为《管子》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前提。

(三)人是有需要的

《管子·牧民》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提出了人不仅有自然需要，而且有社会需要。同时，《管子·侈靡》中还写到："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这进一步指出了人的自然需要较之社会需要是更基本的东西。《管子·禁藏》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关系，"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这说明，人的情感是以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为转移的，情感反过来也会决定需求的强度。而且，人的需要能否满足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也会影响到政治统治的成败。所以，《管子·牧民》篇中明确提出："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在物质生活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的好利性还依然存在，顺应人性来制定政策是明智之举。

《管子》的人性观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苟子和韩非，同时也决定了它所体现的管理思想。

二、治国观：管理靠法

《管子》认为，治国必须依靠法制，在《管子·七法》中就提出："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禁藏》中又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认为法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决定百姓命运的东西。除此之外，《管子》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注重运用实行顺应人性的管理方法。比如：

管理者兼听独断。《管子·版法》中写到："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了解多方面的意见，包括听取和了解相异和相反的情况和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

管理应抓根本问题。《管子·版法》中有这样的阐述："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高层管理者治理国家不是什么都管，而是要抓住根本的问题，即治官的问题。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管好官吏，监督他们完成管理目标。所以，治民重在治吏。

管理要赏罚并举。《管子·版法》中明确提出："治国有三器，日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把赏罚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管子·明法解》中又写到："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勤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法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管子认识到赏罚在维护社会价值观念上的重要作用。但"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因为刑罚本可以使人产生畏惧而退却不前，但是过于严厉的刑罚却容易使人铤而走险。因此，必须赏罚结合，赏罚有度。

管理应善选人用人，达到无为而治。《管子·形势解》说，"多士者，多长者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强调要辩证地看待人和事，要善于发现一个人的长处，任其所长；同时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其实质是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纳入法家的思想体系，使之在管理实践上更具有针对性。当然，《管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为君主用人治吏要依法行事，同时官吏也要依法行政，即"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管子·版法》)。

管理把握好"度"。《管子·权修》篇中说："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理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管子在《权修》篇中提出："下怨上，令不行"。在《牧民》篇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在《管子·形势解》中提出："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管子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到国家管理中施以一定的"仁政"更有利于维护正常统治，体现了法家"严苛"精神与儒家"仁爱"精神的统一。

管理既要维持稳定又要不断变革。《管子》认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做到既不迷信古代，也不只是停留在今天，而是随着时代和习俗的变化，在维持统治稳定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措施和管理方法。《管子·正世》篇中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是鲜明的法家观点，主张在稳定适合当时社会状况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一定要依据社会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政治变革。

管理者要法、术、势并用。《管子》非常重视法的作用，《管子·版法》中写到："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同样也重视术的运用，《管子·牧民》中写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以及上文提到的"治国三器"等都是术的体现。同时，统治者还要有德有威。其实质是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以及管理环境在人治之下的统一性。

总之，《管子》不仅要求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而且初步揭示了管理方法与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是法与术的相辅相成。法是基础，术是实现法的手段。二是法与势之间的相互依赖。有法才有势，或者说可以获得势；同样，在有势的基础上才能立法，制造势和运用术，从而达到法、势、术的统一。（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