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法律人，我是认为，郭德纲的弟子李鹤彪打人涉嫌违法的，它不但要承担治安处罚责任，还要承担对受伤记者的民事责任。既然李鹤彪是郭德纲的“家人”，代表郭德纲与记者交涉，并且为了郭德纲而与记者发生冲突，那么，郭德纲就要与李鹤彪一起对记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支持郭德纲的网友反驳我，说儿子打人，凭什么让父亲承担责任。这种反驳，不结合具体案情，不了解法律规定，我不予争论）。另外，郭德纲在事发当晚通过相声演出，辱骂记者以及北京电视台，也属于侵权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财产的和精神的赔偿等。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除了李鹤彪被行政拘留和罚款之外，郭德纲面临的不是法律责任的追究，而是铺天盖地的“封杀”。对此，作为一位法律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很不妥当的。

“封杀”本身不是个法律概念，所以，要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判断“封杀”是否妥当，就要看看“封杀”具体包括了哪些针对郭德纲的行为。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能够找到根据。

根据媒体的报道来看，所谓的“封杀”包括：

第一、郭德纲主持的电视节目停播了；

第二、郭德纲表演的相声停播了；

第三、郭德纲的书籍、音像制品在书店下架了。

此外，德云社停业整顿了，不过，到底是出于自查的原因停顿，还是受到了管理机关的压力而停业，还不得而知。如果，是因为管理机关的压力停顿，那也属于“封杀”的范围。

上述行为，都是针对郭德纲的行为，并且都是对郭德纲的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没有合法的根据，任何人、任何权力机关都无权对于公民的权益造成损害。那么，上述“封杀”郭德纲的行为，是否有合法的根据呢？笔者，是做分析如下：

首先，不管是郭德纲弟子的打人行为，还是郭德纲的辱骂行为，尽管都属于违法行为，但是都不能导致上述“封杀”的后果。正如，前面已经分析的，这些违法行为的后果，可能是治安处罚的行政责任，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财产的和精神的赔偿等民事责任。

因此，我们不能从郭德纲师徒的上述行为寻找“封杀”的合法依据。

那么，上述“封杀”行为，自身是否合乎法律规定呢？

先看，电视台中断与郭德纲的合作，取消其主持的节目问题。

电视台与郭德纲的合作，属于一种民事合同行为，因此，双方都应该履行合同的约定，不能够擅自解除合同。即便，发生了郭德纲弟子殴打记者的行为，以及郭德纲辱骂北京电视台的问题，那属于侵权行为问题，不属于郭德纲与北京电视台的合同关系问题。至于天津电视台、辽宁电视台，似乎更没有理由单方解除与郭德纲的合同。

其次，看电视台不在播放郭德纲的相声问题。这本来属于电视台自主决定的范围，即使拒绝郭德纲的节目，也不违法。但是，北京电视台也好、其他地方电视台也好，本身并不是民营团体，其属于国家电视台，其播放节目因顾及广大听众的利益，对于艺人也应该一律平等，不应该滥用权利。从这方面说，除非郭德纲的相声内容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者公序良俗，国家电视台就不能对之采取歧视性措施。

第三、郭德纲的书籍、音像制品下架，不知道是出于销售者的自主决定还是相关部门的干预。作为经营主体，一般说来，其不可能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下架行为很可能来自外在的压力。根据法律规定，只有非法出版物，内容涉嫌违法的出版物，才不允许出售。郭德纲的书籍、音像制品估计不属于非法出版物，内容也不应该违法，否则，就不可能上架出售。那么，既然属于合法出版物，擅自不允许销售本身就侵犯了郭德纲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封杀”郭德纲似乎是缺乏法律依据的，缺乏法律依据的行为，就不是法治社会的应该出现的行为。

当然，我注意到，一些媒体是把郭德纲的相声看作了“三俗”的典型，但是我也注意到，文化部领导既谈及了“反三俗”，也强调了“反三俗”要避免用行政的手段。“反三俗”应该属于文艺批评的范围，而用行政的、粗暴的方式进行文艺批评，是要造成很多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