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市的八一路小学门前有一个很大的坡，坡是学校的一部分。我每天上学放学，上坡下坡，度过了六年。

   八一路小学的地理位置很特别，被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院和家属院紧紧地包围着。放学跳皮筋可以到市政府的小花园里秘密进行，自行车可以偷偷地放在政府的存车棚里，办公大楼前的大花园也常常会有我们这些盗花小贼的光顾，放学后还可以顺便去旁边的机关食堂买几个好吃的大馒头和豆包。我小学的三个班主任都是政府机关的家属，她们出校门没走几步就可以到家了。

   但这样的记忆并不属于这所小学所有的学生，学校的坡便是区别儿时记忆的一道分水岭。

   学前班时，每个班会在坡上分为两路。当全班排着队从学校出来走到了半坡上，老师便会突然一转身，熟练地伸出双臂，分别指向两个方向：“马路西！北关！”之后就见同学们“唰”地闪为两列，一列向北关方向前进，一列向马路西进发。后来上高年级了，老师不会再指导着分队了，但大家已经很自然地会分为两拨，各自回家。

   我属于马路西。马路西通向的就是政府大院所辖的庞大群落。在我的印象中，“马路西”方阵的同学多半来自于这样的家庭背景：市里和城区的政府机关、公安局和检察院、物资局、环保局、银行、邮电局、体委、教育局、学校。“马路西”的队列要一直规规矩矩地排队走着，直到走出政府最外围的围墙为止。哪怕只有两个人，也最好两人为伍，尤其是当市里搞重大检查和活动、会议的时候，更不能闹闹哄哄，随便追打。老师告诫我们，如果在路上遇到一些像领导的人，更要乖一些。

  “北关”方阵似乎就没有那么多的约束。他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我也好像从来就很少知道，记忆最深的就是别人告诉我北关这个地方曾经出过一个家境贫寒的歌唱家，叫关贵敏。据说他的嗓子跟蒋大为一样地亮，但就是因为皮肤太差长相欠佳，被许多国家级的艺术团体拒之门外；但后来关贵敏还是当上了歌唱家，也唱响了几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在坡上，大家兵分两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去。所幸的是，八一路校风很好，小孩子还没有“人以群分”的世俗观念，大家不管是“马路西”还是“北关”，相处都非常融洽。当然，上下学同路走的人自然关系要更近些，也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只不过那样的小圈子是再本真和自然不过了，所谓的圈子业务和活动也只是一块跳皮筋、丢沙包和嬉戏打闹，有时还会因为纯真的友谊而生生小气，闹闹可爱的别扭，之后就是比以前黏得更紧。

   沿坡会有许多摆小摊的。一出校门口，大家就会向沿坡两边张望，巴不得老师赶快喊解散。棉花糖、江米球、山楂面、酸溜溜、冰糕、贴画，这些是我们女孩子的最爱。最便宜的是江米球，一毛钱一个；最贵的是雪人，六毛钱一个。雪人带着一个方形的西方礼帽，帽子、眼睛和嘴巴是巧克力口味的，脸蛋是牛奶口味的。当时我一点点地舔着吃，真是不忍心把雪人先生一下子啃完。当然，主要是不忍心把六毛钱一下子就吃完。去年发现在北京的冷饮摊上又有卖雪人的了，吃过两次，雪人先生的样子没变，但就是觉得不再那么好吃了。

   一上坡，就是市委礼堂，礼堂对面是一大片的广场。在这个广场上等待学生的是更多的小摊贩，还有学生家长。小学五年级前，每次上了坡，我都会本能地向广场上张望，看看是不是有谁来接我。如果没有，我就会跟着一大帮姐姐妹妹，踏上快乐的回家路程。礼堂和它面前的空地，有两道最著名的风景：早上，一个精瘦、干练的退休老干部会对着礼堂外面的墙壁打网球，风雨无阻；下午，放学的学生会一堆堆地趴在礼堂的台阶上写作业，趴满了长长的十级台阶。不过，这两道风景大家都只能看到背面。我们好像从不知道那个打网球的老干部长什么样，我们途径礼堂广场时都只能在他背后观望，观望他矫健的背影；那些趴在台阶上写作业的同学也都是面朝礼堂大门背对广场，或坐或蹲或跪，远远望去，你只能看到一堆一堆撅着的小屁股。

   因为有这个坡，学校很安静，它把外界的许多嘈杂都隔远了。

   上大学前，再回到八一路，发现不大的校园处处在施工，原来唯一的小操场也都盖满了家属楼。学校里满眼都是房子，很难找到一点空隙。我发现我的学校在变，随着外面的步伐在变，应该是变得更好了、更富了，可我却不喜欢了，我不喜欢我的记忆被那些高高耸起的楼房填充、淹没了。

   大学毕业后，又来到学校门前。吃惊地发现那个市委礼堂早就没有了，礼堂前的广场也被各种树木植被还有健身器材填满了，据说是成了政府家属院小区规划的一部分。我没有进到学校去，因为连门好像也改在别的方向了。只看见那条坡还在。

   只有那条坡还在，依然没有变，甚至连一个坑洼都没有变。如果想再现儿时的情景，那条坡至少还可以作为布景，作为一个结结实实的老“道具”。

   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们还分不分“北关”和“马路西”了，还会不会在这条坡上留下记忆了。我会永远都想念八一路的坡，但不知静静不语的坡，你是否也会常常记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