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螺丝帽必须放到与之相匹的螺丝钉上才能发挥其功效，但并不是所有的螺丝帽都能如愿以偿的找到相好的螺丝钉。薛宣便是这样，在一个崇尚儒学名士的时代里，他以精通文法的能吏官至大汉丞相，这不得不令人敬佩他的能力，但同时，不合时宜的能力也让他的丞相之位颇多波折，最终被成帝罢免。

其实薛宣并非没有能力，但在张禹、翟方进、孔光等一代代大儒们的圈子里，薛宣完全没有共同话语。而丞相也不同于一方大员、御史等职务，实的少，虚的多，在一个普遍用儒学打官腔的氛围里，薛宣却“经术又浅”，自然得到不皇帝的赏识。更可怜的是，做惯了实事，在丞相的位子上明显不是很适应，又被属员讥笑其过于鸡毛蒜皮，不是大贤之才。假若薛宣就是一个地方大员，相信也能造福一方百姓，为一代能吏保全去世的尊严。再假若薛宣生活在儒学初兴，文法吏最吃香的武帝时期，也不至于晚景如此流离。

可历史从来不是作家手里的小说，经不起假设。薛宣就是一个放错位置的螺丝帽。薛宣字赣君，东海郯县人。从郡中的文书佐吏、狱吏这些基层的吏员干起，可以说，他的政治资本是他一步一步实打实地走出来的。再从县丞、县令，一直到遇到了大将军王凤，王凤很赏识薛的才干，便推荐他为长安令，“治果有名”，很快提拔为御史中丞。

站在帝国的朝堂上，薛宣又有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他深知帝国凋敝的根由，更知这个官僚体系的繁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便有所考虑。御史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因此，薛宣便对当下帝国官制向成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最大弊端在于苛政过多，政教繁琐，且最大的过失应有刺史们承担。初掌国柄的成帝自然很欣赏这样的真知灼见，而且薛宣无论是推举还是弹劾，黑白分明，持法中正，举朝都很重视他。这样成帝调任薛宣为淮阳太守、陈留太守、左冯翊，“所在而治”，政教大行，贼道禁止。尤其是担任左冯翊之后，这是帝国最难坐的职位之一，挨着皇都，达官贵人多，刁民游侠多，滋事闹事的多，关系背景复杂，贪官污吏多。但薛宣在左冯翊的职位上却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知人善任，有手段有谋略的解决棘手问题，一时间“吏民称之，郡中清静”。

卓越的政治才华引起了朝臣的注意，代于永为御史大夫，数月后，代张禹为丞相，封高阳侯，食邑千户。但正当人们期待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时候，薛宣却招来了讥骂和罢官。顺风顺水的仕途陡然增加了许多波折，六年后，在一片问责之声中薛宣罢官归家。好在接替他的丞相翟方进与他关系不错，两年后再次征召，“加宠特进”，“视尚书事”。但毕竟已不是自己风光的时候，更永远被摆在了一个被尊崇但又无法发挥自我能量的位子上，任政数年后，因好友淳于长案而被罢免。

按理说无官一身轻，但薛宣却在家的日子不好过。因为早年在后母丧事上所造成的兄弟不和，在多年之后再次发酵，而这一次，薛宣彻底被打倒在地。告发薛宣不行仁孝，不为后母守丧的是同乡博士申咸，他与薛宣的弟弟们交好，大约申咸揭发也是为了帮好友出气。薛宣的儿子薛况在朝，听闻了此事，这是个愣头青，做事没有头脑，便买通刺客将申咸斩杀在宫门之外，“断鼻唇，身八创”，手段极其残忍。天子脚下居然闹出这种凶案，天网恢恢，于是，事下有司，薛况被削爵，充为城旦，最终发配敦煌。而其老父亲薛宣则免为庶人，发归东海故郡，在故土怆然离世。

从御史大夫到丞相，六七年间，史书未曾记录片言薛宣的政绩，却越来越多的是大臣与皇帝对他的不屑一顾和鄙夷。一个大郡县都能做到“所在而治”，连左冯翊那么难清静的地方都能够路不拾遗，奸轨绝息，但更大的平台没有为薛宣换来更大的荣誉，相反却让荣誉扫地。这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制度的悲剧。量才为用，虽然我们总在提，但又总在培养起来一个成熟的干部不容易的心理下，把一些不适合的官员放在不适合的位子上，时光荏苒，留下的尽是沧桑，却留不下人们对他最初美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