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是大汉朝堂的一道风景线，朝堂上一茬接着一茬的外戚执掌朝纲，大将军揽政几乎是历史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外戚的层出不穷，大汉史将毫无生趣。疆场厮杀的是外戚，朝堂论政的亦是外戚，吕氏、窦氏、霍氏、王氏、傅氏，在每一段特定的历史篇章中，书写着极具个性的外戚篇章。

史氏也是外戚，不过像冯氏一样，于政治上并不显山露水，但于危难中总能力挽狂澜。也许正是这种实力小的外戚身份，也注定了他们政治上不会太尖锐，将自己框定在道德的范围之内，以德带情，备受皇帝的钦佩。而在众多强势外戚的夹缝中生存的史氏政治处事比较圆滑，凡是也能从大处着想，在不威胁到自身的情况下，尽量保持与其他外戚及臣工的和谐共处。    

史丹与王商一样，也是宣帝的表兄弟，但血缘上可能要远一些。他是宣帝奶奶的娘家侄孙子。两位伯父都被封为侯，其父史高也成为备受宣帝宠幸的侍中，因揭发霍氏被封乐陵侯。继而拜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一如当日霍光的地位。元帝即位后，史高又辅政五年。史高的为官之道在儿孙身上都得到了很好地传承。执政时荣耀，深受皇帝宠幸；辞朝时又深受皇帝敬重，完身而退，这也许是大汉外戚最完美的结局了。

元帝为太子时，史丹便成为太子中庶子，侍奉元帝十余年。元帝登基后，作为皇帝的家臣自然会很受礼遇。“为人足知”，又“心甚谨密”的史丹当然也迎来了自己仕途的春天。元帝对他很信任，诏令史丹护卫太子家。

但此时的太子处境比较微妙，王皇后已失宠多年，太子又沉迷酒色，元帝对她们母子越来越看不上眼了。而此时，傅昭仪母子则备受元帝爱幸。定陶王刘康才艺出众，很有音乐天赋，恰此时元帝被繁重的朝事搞得一身病疾，经常不理朝政，沉迷于音乐。这样刘康很受欣赏。傅昭仪又是一个极有心计的女子，当然不会错过绝佳的机会。枕边风吹多了，效果自然会有。到竟宁元年时，王皇后和天子已“希得进见”，但“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更为恐怖的是，元帝也经常询问当年景帝换太子的事情。一切的征兆都显示此时的太子岌岌可危，很可能刘鹜太子之位不保，那么王氏也不会久长。一时间，“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但在王氏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史丹却能以“亲密臣”的身份进出元帝寝宫。假设史丹口中稍稍说出一点半点太子的过错，大汉末叶的历史就会重写，王氏也将一无所处。但史丹却秉持自己的操守，从儒家徳义角度上为元帝分析了废除太子的种种不妥，而有音乐天赋的刘康又不足以担当新太子人选，这种不当的废除另立会导致朝野动荡，危及社稷。在史丹的赤胆忠心下，太子之位得以最终确立。

成帝登基后，对于恩人史丹自然感激涕零。升右将军，赐爵关内侯，加任给事中。后又调任左将军，光禄大夫。鸿嘉元年，再封武阳侯，食邑一千一百户。可谓荣宠一时。但史丹比别的外戚活的明白，他深知伴君如伴虎，更深知元成以来所形成的王氏揽权的趋势已经无可挽回，自己所能所得无非是“掩恶扬美，傅会善意”而已，以换来在王氏之下的安稳。王凤，此时王家的领军人物，相信史丹是相当熟知的，他能在王氏危困之时扶一把王氏，在王商遭人诬陷之时，依然决然的站在王凤这一边，与其说是自己的道德职守，不如说是卖给王氏一个人情，也给史氏买一份平安保险。更重要的是，史丹相当懂得装愚之道。皇帝的宠信从来都是利弊兼有的，王商便是现成的例子。而元、成二弟对史丹的爱怜一点不逊色于王商，自然在执政者王凤心中也是一个有力的对手。但史丹却表现出了极其高超的政治才能。他受宠于皇帝，但并不作威作福，过度染指朝政。而是私生活傥荡不检点，居家奢华无度，姬妾数十人，好饮酒，极尽美味音乐女色之乐。自己有着广袤的封地和食邑，但却仍然占有父亲所有的财产。生活里完全是一个无意于朝堂的豪奢淫逸之人，这样一位对手自然不会放在王凤的眼中，他不会争夺什么，还能在关键时刻替自己说话，当然王凤甚是喜欢他的存在。这也正是史丹前后担任大将军之位十六年之久而毫发无损的缘故。

史丹辞官数月后在家中去世，有子女二十人。其中九个儿子担任侍中诸曹，是成帝的近臣。史氏四人封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余人。如此赫赫一个家族，也正在与像史高、史丹这样会经营、懂经营的人，才能够在王氏、傅氏、丁氏争斗日益白热化的大时局下，平安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