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子黄金满赢，不如教子一经”，这已然是汉末社会的一大现象，大批像匡衡那样的农家子通过研习儒家经典，而拜将入相成就一世功名。朝堂上一代又一代大儒们唇枪舌剑，意气风发，指点着江山。一个个活生生的榜样自然更有说服力，因此习经越来越成为汉末升官致富的一条捷径，俨然当年的西域商道。

张禹便也是在这条路上拜到真神的人，最终官至丞相。张禹河内轵人，祖上也是世代农耕，并无官方经历。张禹幼年经常随父进城逛市场，就与一算卦的混熟了，人又机灵聪明，也学得一二。算卦人很喜欢他，觉得他前途无量，便对张父说：“是儿多知，可令学经”。算卦人的一句话改变了张禹的一生，先学《易》再学《论语》，“皆明习”，而且还收了徒弟。

成了“家”之后的张禹自然名声在外，被举荐为郡文学。甘露中，还得到皇帝召见，得到太子太傅萧望之的赏识。但宣帝并不想重用一个庞大的说经团，“罢归故官”。一直到元帝即位，儒学成为治国的正统，为皇太子选师傅的时候，博士郑宽中便推荐了张禹，这样郑教习《尚书》，张教习《论语》。张亦由此发迹，迁光禄大夫。但几年后，又调外任东平内史。

待到成帝即位，以皇帝老师的缘故被封为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当时阳平侯王凤辅政专权，张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乞骸骨，欲退避凤”。结果在成帝的再三挽留下，不得不“复起视事”。但可想而知，在王凤的威权之下，张禹不过唯唯诺诺，点头哈腰自保而已。河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为相六年，到鸿嘉时才告病退休，住在京城的府邸里。

张禹与匡衡不同，虽然他们都处在别人的淫威之下，惟命是从，但至少匡衡还曾有理想，还有点匡扶大汉、政治朝纲的抱负。张禹就完全洁身自好，“谨慎厚道”，明哲保身。儒学真正成为他的敲门砖，而那些经义只是在功名中有用，而对于其他则毫无影响，对张禹本人或许只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而已。

张禹当官就是为了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可能是穷日子过怕了。一旦为官富贵了，便广置田产，“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其他财宝更是不计其数。张禹毕竟是文化人，生活也极端奢靡，追求品位，广宅深居，歌姬无数，丝竹管弦不绝。当官，为张禹带来的是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加上他以为人圆滑自保，身为帝师，深得成帝欢心。即便是退休以后，朝中大事称帝还亲自过府问策，生病了也亲自去嘘寒问暖。张禹也是相当会利用这些绝好条件，先为自己挣来了百年之后的千年吉地，连昭帝陵寝庙衣冠出游通道上的肥牛亭成帝都拨给他。再为自己的女婿争取了弘农太守，得以享天伦之乐。无官的小儿子也得以拜为黄门郎，给事中。想想为官为富也不过如此，自己老有所归，儿孙们各自安业。为了巩固儿孙们在朝中的地位，张禹可谓老谋深算。在满朝议论王氏专权误国之际，张禹一句“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扫除了皇帝疑虑，也解开了自己与王氏的冤仇，为儿孙们在朝堂上站稳做足了铺垫。足见张禹的良苦用心。

一直到哀帝建平年间，历经四朝的张禹驾鹤西去。“禹四子，长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女婿是一方太守，更有良田广厦，这就是当官的实惠。